一个英国知识分子范本

    1933年2月，英国剧作家、批评家萧伯纳（1856-1950）访华，在中国文化界引发巨大反响。《字林西报》指认萧伯纳“宣传赤化”；《大晚报》期待他充当“和平老翁”，希望日本侵略东北的军事行动会因而暂时停止；瞿秋白视其为“世界的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而张资平则批判萧伯纳够不上“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作家”。

    萧伯纳一生共创作60余部戏剧，就其涉猎的题材而言，现实讽刺、历史寓言、史前幻想和未来乌托邦，几乎无所不有。萧伯纳的戏剧观念深受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影响，重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在萧伯纳看来，戏剧应该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和社会行为的说明书。戏剧舞台，只要应用得当，就能够替代教堂和学校成为启蒙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工具。

    同时，萧伯纳又是英国社会主义社团费边社的创始人之一，他常常代表费边社与不同政治党派辩论，并以伦敦区议员的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萧伯纳的影响从戏剧界辐射开去，波及整个文化界和政治思想界。

    萧伯纳憎恨维多利亚时代泛道德主义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在英国上流社会，谈钱是可耻的，谈道德是可敬的；然而，一旦变得有钱，不道德也是可以被无视和容忍的。萧伯纳认为，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系统-道德意识形态不能依靠某个阶级的力量，他寄希望于人类的创造进化，使人类发展更高级的心智，其成果便是孕育出超人。萧伯纳所说的超人，具有非一般的能量和感知力，具有自我牺牲和利他精神，服务于使人类平等的使命。他们是脱离了蒙昧状态、能领会生命意志的思想先驱。就萧伯纳的剧作而言，《人与超人》《芭芭拉少校》《圣女贞德》均体现了他所构想的“生命力”典范和“超人”理想。

    萧伯纳对生命力和创造进化论的信仰，支撑着他的希望——人类社会的革命性改变。他借《人与超人》主角杰克·坦纳尔之口说，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在于人类的进化。

    英国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萧伯纳“不知疲倦地为社会正义战斗，不是因为他对社会正义怀有激情，而是因为他对此有知识分子的认知”。萧伯纳体现了英国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责任的思考和担当。列宁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反对费边社会主义的渐进改良路线，但仍然承认萧伯纳是“堕入费边主义者中间的一个好人”。

    （《光明日报》1.4 萧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