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周总理听我唱歌

    2017年1月8日，适逢周总理逝世41周年。怀念总理的同时，往事一一浮现。

    周总理听我唱《延安颂》

    1954年，我以业余爱好者身份考入中央歌剧院，进院不久即演唱了新歌剧《草原之歌》序曲，并录了唱片，还参加了独唱音乐会。

    半年后，1955年“三八妇女节”，被剧院派到北京饭店，在庆祝会上演唱，见到了何香凝、宋庆龄、蔡畅、李德全、邓颖超、李伯钊和尚年轻的江青和王光美，心里既高兴又激动。会上我演唱郑律成写的《延安颂》，正当我唱到一半的时候，现场突然爆发了掌声，我被惊住了，原来是周总理走进了会场，只见他挥手示意，让大家听唱，不要鼓掌。就这样周总理听我唱完了后半段的《延安颂》。

    此后的十九年，直到老人家去世前，我常去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为中央和国务院接待外国元首贵宾演唱，因而也有幸多次见到毛主席、刘少奇、彭真、陈毅、习仲勋等中央领导人。

    “北京调你回去”

    1958年初，我在“反右运动”中被下放到河北省抚宁县海阳镇崔赵庄当农民，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九个月后回京探亲，见到剧院的同志们正在忙着置服装准备去苏联访问演出。想到自己，怀着理想，放弃了高工资，幸运地考上国家剧院，可现在成了农民，虽不怕干重活，但公社化的大锅饭，粮食短缺，吃不饱，也不知道何时能重做演员。剧院要出国演出了，没有自己的份儿，心里真不是滋味。

    假期结束，回到村里，村干部说：“老李啊，北京调你回去。”原来是剧院按两国文化协定，要带歌剧和音乐会去苏联演出。周总理审查节目后，指出独唱水平不行，他所熟悉的几位歌唱家为什么没在名单上。剧院报告总理，他们都被打成“右派”了。总理问还有没有不是“右派”的，于是才有了我被召回北京的事。

    在苏联，我在克林姆林宫为赫鲁晓夫等苏共中央领导人演唱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连斯基咏叹调，演唱受到了欢迎。他们认为唱这首歌的人，一定是苏联培养的。因为声音表现，体现了俄罗斯学派风格。其实我是听唱片学会的，根本没有老师的指导和指点。

    为西哈努克亲王祝寿

    1970年，我和歌剧院不少同志一起被下放到天津郊区咸水沽的部队接受改造，种水稻。至此，我们整天在小战士的领导下，下地干活和学毛选。1972年的一天，突然我被调回北京，是为西哈努克亲王祝贺50岁寿辰，唱亲王写的歌。他提出，他的歌要抒情的歌唱家来唱，总理想到了我。

    在“用人要问政治”的年代，在祝寿音乐会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见到我进了大会堂，就约我去录了三首歌《北京颂歌》《远航》和《巍巍钟山迎朝阳》（庆祝南京长江大桥开通）向全国播出。

    当时电视还很少见，广播电台除了样板戏就是语录歌，这三首歌向全国播出后，真是让广大听众耳目一新。记得后来第四届文代会上见到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他对我说：“当时我们在农村，一天劳动完了，晚上集体听新闻，听完往回走的时候听到了《北京颂歌》，我们都站住了，虽然不报名字，但我们能听出是李光羲的声音，我们好多人都哭了，因为李光羲被‘解放’，我们也有希望了。”就这样，多数人长达十年离开专业岗位，而我幸运地能提前开始恢复业务。

    (《北京晚报》1.9 李光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