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已归平静

    ■金宇澄

    《回望》是一本带着传记性质的散文集，分别用父亲、母亲、我三种不同的叙事角度，“回望”父辈的历史记忆，这是关于父母的记忆之书，也是父辈那个时代的故事。

    父亲喜欢逛旧家具店。1990年，父亲在上海卢湾区一旧家具店橱窗里看到有三张日式矮桌，样式相同，三张叠在一起。他走进店堂，穿过旧家具的夹弄，看这三张暗褐色的桌子。父亲想打听什么，但是没作声，最后怏怏出来，在这一刻，他感到自己真的老了。

    他的两颊早有了老年斑，这位昔日的抗日志士，已失去敏锐谈锋，即使面对他熟悉的“地下党”电视剧，也一般在沙发里坐着，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记得有一次，他转过脸对我母亲说：“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白皮鞋？”母亲耳聋，不习惯助听器，膝上堆着报纸和一本《中国老年》杂志，看一眼屏幕，没明白他的疑问。这是我听到父亲唯一的不满，他的话越来越少了。

    父亲的两个大书橱，装有不少共产国际著作，列宁、斯大林文集，多本政论剪报，不少的线装本旧诗。他的阅读兴趣一直与时代同步，1940年代有高尔基《克里·萨木金的生平》，1950年代除了《静静的顿河》，还包括《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苏式主旋律小说。他钟爱和敬佩俄国画家列宾的作品，有多本中译苏联美术评论，对苏联文化完全接受。

    “文革”初期，他裁开两大张红纸，大字书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贴在两扇玻璃门上，以示对运动的理解。没半个月，这几扇门被抄家的红卫兵多次打开，搬走大部分闲书、日记、相册，包括一对威基伍德洋青花瓷盘，一座铸铁少年像，一尊据说是真正宣德炉，等等，留下的也就是已经泛黄的共产国际理论著作。

    1978年运动结束。某一日，父亲接到通知，请他携带当年具结的被抄清单，去上海龙华机场认领图书。我和父亲兴冲冲赶到那个巨大的飞机库，发现库内是一个装满旧书破纸的超大堆栈，人头攒动，尘灰飞扬。

    无数的人，无数双手，在无数的书册中翻寻，空气中充满浓重的旧纸霉味。他立刻明白，此番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书了，找不到他喜欢的一巨册铜版纸《浮士德百卅图》。每一位来者，虽已被告知，可按照当年的单据取回同等数量的书册，但现场充满了无尽的焦虑与绝望，大家都流着汗，手眼所到之处，只是无数非常陌生的他人的物品，普遍心情不佳。

    记得那天，父亲与一小青年争了几句，对方应该就是失主代表或家属了，却不明白也不爱惜这些旧物，一路乱扯乱翻，随手把一函一函整套的线装书拆散，东拿几本，西挑几本。父亲拉住小青年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拿回去也没有用。对方大声回答：这是我个人自由！现在谁怕谁啊！

    明显是个受害者，倒蛮有当年害他长辈的这种作风！父亲事后说。

    父亲离休后的第二年，见到了情报系统的老上级。1949年后，这位老人即被禁锢于江西某农场，直到1980年代平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忽然转身成为一个享受相当级别待遇的老干部，却没有任何同事和朋友，有时被司机送到一个重要会场去，发现谁也不认识，只能回来。

    父亲说，他同老人晤面那天，颇有1949年前的接头色彩，两人坐在上海静安公园一个茶室，凑得很近，压低声音说话。父亲说，老人轻声讲话的方式和语言，仍然是解放前的那一套，完全没受过解放后的政治教育和学习，甚至夹杂了江西老农的词汇。

    在“白区工作”的岁月里，老人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是父亲崇拜的领导人之一，广交三教九流朋友，面对双重或三重间谍游刃有余，精通几国语言，衣着考究，用古董锡兰银烟盒、海泡石烟斗，喝咖啡、下午茶，每夜收听同盟国新闻短波，密切关注时局。

    但如今一切都变了。老人从尘封几十年的箱笼里，取出陈旧的英国斜纹呢大氅，压满皱褶的呢帽，手中的“司的克”早已不见，改为他儿子在四川买的竹杖，时常恍恍惚惚，自以为还是在1948或1950年，他只在清醒时唠叨说，现在一切都好了，只是没朋友，没有事做。

    父亲说，他要做的事，四十年前已做完了。

    （《回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