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电影情结

    我们那一茬人的童年和少年，有着独特的看电影的经历与感受。今日怀想起来，人生滋味，一语难休。

    五六十年前，我们家住在济南的省委第一宿舍。一进大门，右侧就是一个不很大的空场子。场子西头有两竖一横细长木杆搭起的架子。每到周六下午，只要看到场子中央放着几件无人看管的大箱子，就知道要放电影了。

    天将擦黑，人们便开始搬着凳子向空场子云集。待到放映灯打出雪亮的光柱，一个亮亮的方块在银幕上上下错动对焦时，等着看电影的观众，那心情好得更是无法形容。

    在这个场子上，我们看了好多电影。至今难忘。电影《英雄小八路》中，七八个孩子不怕危险，手拉着手接通了解放军的电话线，“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主题歌响彻夜空。看《战上海》，一个战士双手托着一个晕倒在怀里的女人，红袄绿裤，留一根粗粗的长辫子。那个女人，好美。

    除了宿舍院，我们看电影还有一个去处，就是父亲工作的山东省委大院。偶尔，父亲晚上会带我们去那里看电影。

    有时省委大院演电影，父亲出差了，或者正在乡下农民的家里搞“社教”，家里自然没有票。长我几岁的姐姐，大人似地对哥哥和我乔装打扮一番，穿戴整齐后向里闯。被逮住了，就理直气壮地对“检票的”说：“我爸在这上班！”

    人家就问：“你爸是谁？”

    结果报出父亲的名字，人家并不认识。碰巧，门卫是个婆婆心肠，见不得我们那副眼巴巴的模样，就挥挥手放行了。这样的伎俩总是重演，自然被人家识破，却也屡试不爽：“几位，又来了？去吧，去吧！”

    “文革”来了，许多很革命的电影忽然都成了“大毒草”。

    1964年我上小学。学校组织新生在大观电影院观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哥俩好》。可“文革”开始后不久，《哥俩好》就成了“大毒草”。罪名是张良饰演的少不更事的新战士，非要和军长换军衔，是故意丑化解放军。

    再后来，我看电影就很警惕细节，总想从中发现编导是不是别有用心。以至于“文革”过后好多年了，都改不过来。

    当时的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加上更晚一点的朝鲜电影，因为看了好多遍，所以其中诸多情节和台词都成了我们的游戏和口头禅。

    《列宁在1918》中，捷尔任斯基和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也夫是我们崇拜的偶像。

    要小伙伴“交代”问题，大家就学捷尔任斯基，把眼睛瞪得鹰隼一般：“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更多的，则想象自己是马特维也夫，从高处跳下来，躺倒在墙角或柴禾堆旁，用手捂着胸口，口中断断续续：“快去救列宁！康斯坦丁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是叛徒！”

    除了“学英雄，见行动”，影片中“消极”的东西学得也快。

    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中，小伙子炳基想娶个漂亮姑娘，可爹偏要给他“说”个奇胖的实惠媳妇：“人家一年能挣六百工分呢！”“漂亮的脸蛋儿能出大米吗？”

    从此，“六百工分”就成了学校胖女生的代名词。

    看露天电影，更多的时候还是热闹。放映机“嗒嗒”地响着，大家正全神贯注，场外忽然就冒出一嗓子：“王小三，你在哪儿啊——？你妈喊你回家！”

    若不，就是场子上几百上千号人一齐鼓掌。

    “八一”厂闪光的八一（后改成红星）军徽厂标，“长影”厂转动的工农兵雕像厂标和“北影”厂的天安门人物浮雕金色厂标在银幕上一出现，要鼓掌；“好人”击毙“坏蛋”要鼓掌；看到我胜敌败的场面，全场更会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1970年的深冬，我在山东省立医院礼堂看苏联电影《夏伯阳》。戴着尖顶毡帽的夏伯阳的英雄形象好不英武。可就是闹不明白，他骑马冲锋，怎么总是个左撇子呢？后来忽然“醒过梦来”，原来，看电影人太多了，我们是钻到银幕背面看的，影像当然是反着的。

    （《当年不识愁滋味》山东画报出版社 林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