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人间情怀

    ■陈平原

    六十年前，鲁迅在回忆“五四”退潮后的心境时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线中的伙伴还是这么变化……”这句话常被引用，史家且坐实了谁高升谁退隐谁前进。

    鲁迅作以上表述时一腔悲愤，学者们更引申发挥，抨击“高升”者的堕落与“退隐”者的倒退。表面上这是以是否有利于革命运动为评价标准，其实质则是坚持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功能。将这段话普泛化后，可以清楚地看出现代中国人的潜在思路：知识分子阶层特殊的社会责任感。我对此既受鼓舞有感不安。在我看来，这三条路都能走，很难区分正负高低，只不过各人性格、才情、机遇不同，选择的路向不一样而已。但至今仍有好些坚持“前进”的朋友，似乎对“高升”者和“退隐”者评价过苛。

    政治家要求学术为政治服务，这可以理解；有趣的是，中国学者也对“脱离政治”的学术不大热心。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倡“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的人格”，可任公先生首先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并非只是受制于启蒙与救亡的冲突，更深深根植于中国学术传统。除事功的“出世与入世”，道德的“器识与文章”，还有著述的“经世致用与雕虫小技”。作为学者，其著述倘若无关世用，连自己都于心不安。东林党人的“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写照。进入20世纪，“士”这一角色明显分化，出现许多专家型的读书人，可专业化思想仍未深入人心，连专家本人也对自己无益于政治生活表示惭愧。丁文江30年代的名言：“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挺沉痛的忏悔与感叹，只是思维方式一如传统文人，以能否经国来判断学术之有用无用。我们已经习惯于批评学者脱离实际闭门读书，可我还是认定这一百年中国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脱离实际”“闭门读书”。

    我赞成有一批学者“不问政治”，埋头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研究，其学术成果才可能支撑起整个相对贫弱的思想文化界。但我更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首先，作为专门学者，对现实政治斗争采取关注而非直接介入的态度；其次，万一我议政，那也只不过是保持古代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是社会交给的“责任”；再次，“明星学者”的专业特长在政治活动中往往毫无用处——这是两种不同的游戏，没必要硬给自己戴高帽。因此，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若如是，则幸甚。

    （《学者的人间情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