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热爱柴可夫斯基

    几乎每一个喜欢音乐的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容易被柴可夫斯基所感染，这在他们的书中能够找到许多溢于言表的证据。这大概是音乐史中的一个特例，或者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令柴可夫斯基自己也会莫名其妙吧！

    丰子恺先生在上个世纪初期是这样解释这种现象的：“柴可夫斯基音乐中的悲观色彩，并不是俄罗斯音乐的一般特质，乃柴氏一个人的特强的个性。他的音乐所以著名于全世界，正是其悲观的性质最能够表现在‘世纪病’的时代精神的一方面的‘忧郁’的缘故。”

    我不知道丰先生是不是说得准确，但他指出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迎合了所谓“世纪病”的时代精神一说，值得重视。而对于一直饱受痛苦、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一直渴望一吐胸臆宣泄一番的中国人来说，柴可夫斯基确实是一帖有种微凉的慰藉感的伤湿止疼膏，对他的亲近和似曾相识是应该的。

    作家王蒙在他的文章里曾经明确无误地说：“柴可夫斯基好像一直生活在我的心里。他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他说他的作品，“多了一层无奈的忧郁，美丽的痛苦，深邃的感叹。他的感伤、多情、潇洒，无与伦比。他的乐曲——例如《第六交响曲》（《悲怆》），开初使我想起李商隐，苍茫而又缠绵……再听下去，特别是第二乐章听下去，还是得回到苏轼那里去。”

    另一位作家余华，在他专门谈音乐的新书《高潮》中有一篇文章则这样地说：“柴可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相近，因为他们都表达了十九世纪末的绝望，那种深不见底的绝望，而且他们的民族性都是通过强烈的个人性来表达的。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充满了他自己生命的声音。感伤的怀旧，纤弱的内心情感，强烈的与外在世界的冲突，病态的内心分裂，这些都表现得非常真诚。柴可夫斯基是一层一层地把自己穿的衣服全部脱光。他剥光自己的衣服，不是要你们看他的裸体，而是要你们看到他的灵魂。”

    我们对柴可夫斯基的感情，也许还在于他同梅克夫人那不同寻常的感情。

    梅克夫人是在听了柴可夫斯基的《暴风雨》序曲之后格外兴奋而对他格外感兴趣的。她渴望在他们结识以后她对柴可夫斯基坦白地说：“它给我的震撼我简直无法对您言喻，有好几天我一直处于半疯癫状态。”她渴望能够和柴可夫斯基结识，但不希望和他见面。她说：“我更喜欢在远处思念你，在你的音乐中听你谈话，并且通过音乐分享你的感情。”而柴可夫斯基在创作了献给梅克夫人的《第四交响曲》并对她说这是“我们的音乐”之后，也表达着和梅克夫人同样的心声：“威力无边的爱情……唯有借助音乐才能表达。”

    他们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感情，是超越一般男女世俗的情欲与肉欲的感情，保持得那样高尚而纯洁。在一个情感和情欲一直处于压抑的年代里，这种柏拉图式的感情自然更会给知识分子多一份慰藉和憧憬。

    （《肖复兴音乐散文》肖复兴 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