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之子忆父亲

    邓子恢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邓淮生是邓子恢的三儿子，也是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副会长，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中央苏区首任财政部长

    1917年，21岁的邓子恢通过考试，被福建省龙岩县录取公费派赴日本留学。从日本回来后，由于邓子恢的思想发生了一些改变，作为家里长子的他，不得不考虑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养家。深思熟虑后，邓子恢决定弃学经商。

    1918年底，邓子恢前往堂兄位于江西崇义县的杂货店，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经商生涯。从站柜台的伙计，记账、管账的账房先生直到最后的掌柜的，这段生活让邓子恢有充分的机会和时间，熟悉农村经济与商业状况，特别是对贸易和账目方面更是了解。

    1926年12月，受进步思想影响的邓子恢成为崇义县一名共产党员。1929年，已经回到故乡福建龙岩县领导过若干次农民运动的邓子恢，在中央的批准下，建立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同时，他在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了闽西工农银行，设立了闽西地区的各项法律制度。

    1932年，毛泽东任命邓子恢为中央苏区财政部长。彼时，中央苏区的财政状况非常混乱，闽西苏维埃政府和江西赣南苏维埃政府刚刚合并，大家还处于各行其是的阶段。

    邓子恢出任中央苏区财政部长后，觉得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大家都收税，可是到不了中央”。1933年，邓子恢又兼任国民经济部长。他亲自主持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中央苏区财政税收的政策和法令，对统一中央苏区财政、巩固土地革命胜利成果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中央苏区的第一任财政部长，邓子恢所做的工作为中央苏区的财政支撑，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保证了中央苏区各种运动的开展，也有力地支持了中央红军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运动的供给。

    父亲说过的两件事

    邓淮生表示他没有听父亲提过当年中央苏区的宴请。客饭偶尔会有，但仅限于下面的人到中央来出差，或者中央的人到地方去出差。但这也有标准，“所谓标准就是你和我一起在我的食堂里吃饭，我吃多少钱，你交多少钱。”

    父亲邓子恢曾经回忆过两件事情，一是抗战时期在淮北根据地的时候，有人偷盗了不少公粮，卖掉后，挣了好几千块钱，“这个人抓住后，被枪毙了。”

    与之对应的是，如果表现好，会有相应的奖励。第二件事就是有个公粮保管员，在最困难的时候，家里没有吃的，他自己都饿出病了，下不了床了，但由他看管的二十担谷子（按照现在的计算方式是200斤粮食），一粒他都没有动，“我父亲问他，你守着这么多粮食，为什么不吃啊？”“这是公家的，不是自己的。”公粮保管员如是回答邓子恢。这让邓子恢很感动，他马上给这名公粮保管员送去了粮食，还有相应的奖励。

    敢说真话

    邓淮生说，父亲邓子恢给自己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实事求是，讲真话。邓子恢曾因为讲真话，受到了批评。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邓子恢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因反对盲目扩军，曾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批判，被降职为中央财政部副部长。“当时有想法要扩军三十万人，我父亲不赞同。”邓淮生说，这样等于把老百姓都收光了，国家该如何发展？当时苏区只有300万人，要发展30万人的军队，10个人养活一个人，怎么养得起？“最后扩军10万，都已经很吃力了。我父亲的观点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农民都会跑光了。”邓淮生说，结果有人批评我父亲，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同情农民。

    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合作社的事情上，邓子恢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邓子恢认为，办合作社是好事情，但要循序渐进，需要在农民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的基础上去办。但当时急于求成的思想占了上风，想在两年内就办好农村合作社。这就脱离了农民的实际情况，造成了农民很大的损失，极大地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全国农业生产力的下降。“这一次，有人又批评我父亲，说他代表富裕的农民思想。”

    这让其妻子陈兰非常想不通，她因此“埋怨”邓子恢，“你就不能不说真话，或者少说真话？”“中央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要听我对这个事情的意见。我讲了真实的情况，听不听是中央的决策，讲不讲是我的责任。我必须如实地把我看到的情况汇报给中央。”邓子恢回答得没有丝毫的犹豫。这让邓淮生对父亲愈发钦佩，“他就是这样，哪怕受到批评也要讲真话。”

    (《法制晚报》11.11 张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