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花》作者成名后的困境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任德耀写了儿童剧《马兰花》，一举成名。几十年来，作者勤奋耕耘，不断做出新的成绩。然而，作为一位富有潜力的戏剧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才华，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

    任德耀早年就读于国立剧专，是曹禺、张骏祥的学生，专攻舞台美术。一次偶然的机遇，使他改变了专业的方向。

    1947年春末，任德耀同友人张石流在为儿童剧《表》排戏，廖梦醒突然找到他们，说今天孙夫人要见你们。这消息使得两个青年兴奋不己。

    办公室的门打开，宋庆龄出现在他们面前。她用带着浓重浦东口音的上海话说：“我们现在的国家，并不是中山先生理想中的国家。无数孩子在受冻挨饿，我们不仅要在物质上帮助他们，而且要给他们精神食粮，要他们看到未来，看到光明。”宋庆龄的一席话，影响了任德耀一辈子，也促使他成了一位中国现代儿童戏剧的大家。

    《马兰花》写于1955年，场面热烈，舞台上色彩缤纷，人物刻画也很生动，台上台下的交流，导演处理得极具特色。整台戏好看，好玩，又有意思。多年来，全国几十个儿童剧团，加上俄罗斯、美国、日本、挪威等国家及台湾地区，多会把《马兰花》视为少年儿童和家长的一件珍品，来加以玩味和欣赏。

    其实，《马兰花》并不是任德耀写的第一部大戏。他的第一部大戏是写于1954年的《友情》，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

    《友情》写的是新中国少年儿童的生活。在《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任德耀的思想性格中，有着可贵的童心。他对儿童、少年有着一种热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使他往往能够无意识地去感受到人物的喜怒哀乐。曹禺在北京看了《友情》后这样说：“儿童剧就是要这样写”。他了解自己学生在舞台美术上已经有所成就，而今又看到他能在儿童戏剧方面独树一帜，曹禺自然特别高兴。

    对于任德耀来说，要把宋庆龄创办的剧团搞好，首要的是要不断有优秀的作品问世。《友情》《马兰花》已成历史，新的题材，需要不断涌现。

    任德耀不是属于那种对生活有所感触就能一挥而就的作者，他在创作中往往要反复推敲。写了两部戏，任德耀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段落。他通过艺术实践，感到积累了一些经验。平日，他很注意对少年儿童的观察与揣摩。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坐在观众席里同学生一起看戏，观察孩子们的反应。他感到这是熟悉小观众的方式，也是体察他们审美心理的良好途径。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任德耀决定写《小足球队》。这是一台现代戏，描绘了一群爱踢足球的少年人的思想风貌。戏里有一对堂兄弟：黎明和路阳。他们思想性格不同，做法也不一。戏剧事件在作者设置的纠葛中，展开冲突，表现了不同人物的个性。风格清新，气韵生动。

    然而，1963年，正处于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明明是小朋友踢踢足球，也非要弄个阶级敌人出来。现在这样写是过不了关的，一定要有个坏人。任德耀冥思苦想，就想出了“爷叔”这个人物。把这个“爷叔”写得仅仅是方法上不得当，那就会给人觉得他不够坏，让人恨不起来；如果写得太坏，又不妥。由此，任德耀感到苦闷，他觉得内心在挣扎。

    就在这个时候，大约是1963年的初冬，我去静安寺一家小饭店吃面，忽然见到任先生。他独自坐着，愁容满面，面前是一盘炒三鲜，一面喝着白酒。酒量不好的他，喃喃地说：“小足球，踢不出来。”

    结果，剧本是写成了，戏也上演了。但是，作品总让人感到有些地方不顺，太勉强。“爷叔”这个人物是硬造出来的，由于是表现孩子踢球，当然不能写那个“爷叔”杀人放火，只能写他不讲体育道德，喜欢吹牛之类。但这样写，从人物来说，只是意识问题而达不到犯罪的地步。为了表现阶级斗争，就只能处理成最后将他逮捕法办。

    人物模糊不清，作者本来的意图走样，任德耀是有苦说不出。也就是在《小足球队》上演之前，住德耀排过一出叫《哈克佩利芬》的外国戏剧，从本子到彩排，演职员吃尽辛苦，把戏搞出来，结果审查者以一句“人性论”，就把作品给否定了。

    （《新民晚报》10.14 李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