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上海人的出行

    1937年前后，与天津、北京、青岛等城市相比，上海的交通条件要优越很多。首先，上海租界的街道、甚至巷弄的路面，全是柏油或水泥铺设的。而最为人所称道的南京路外滩至西藏路一段路面，是犹太富商哈同捐资用红木铺设而成的，恐怕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

    租界的交通要道上行驶的有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等大型交通工具。

    有轨电车有固定行驶轨道，而且并没有和其他车辆隔离，所以开车、骑车与电车同方向行进，必须注意及时闪避，以免碰撞。有关电车的一件往事让我记忆深刻，1941年12月8日早晨，我如平常一样乘电车上学，下车到海格路时，突然遇见日军搭铁丝网、设卡盘查经过的人，见我是学生才放行。以往这里并无岗哨，我感到气氛很诡异，放学回家后，才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公车上的售票员全是男性，肩背售票用的大皮袋，票价由几分钱到一角、二角不等，所以售票员的皮袋中散置着大量分票、角票。买票时，售票员要走到乘客面前。这些售票员经验丰富，如果有人躲到里面不买票，企图下车再补票，并假称不久前上车，好补到一张便宜的票，他都能当场揭穿，指出这人是哪一站上的车，照章补票，绝不含糊。

    有趣的是，虽然售票员肩背的皮袋袋口敞开，但从不会被扒手偷窃，这似乎是一种默契。每当售票员高喊“各位先生，小心扒手”的时候，老上海全都无动于衷，只有不通世故的人会不禁用手摸一下衣袋，这等于提示了扒手钱包的所在。

    1941年日军进入租界后，租界内的交通工具起了很大变化。首先，公共租界的公共汽车，包括双层的，全部被日本军部强制征收军用。法租界因为维希政府与日本有邦交，所以21、22路照常行驶。后来，日军开始实行汽油配给制，私人小汽车的活动也受到限制。一些长途汽车和大部分货运车都改装成以烧木炭为动力，车后装了炭炉，燃烧时满街扬起浓烟。不久，私人汽车也被征用，我家的一辆1941年福特V8轿车也未能幸免，换得一张收据回来。

    此时虽然电车仍能行驶，但出行已大不如往常那么方便，许多重要马路都无车可达。平时乘车上班、上学的市民只得改骑脚踏车。后来，从脚踏车和黄包车衍生出了一种四轮车，乘客坐在车厢内（形状比黄包车车厢略矮），原先黄包车前拖行用的车杆，缩短集中固定在脚踏车座位后的铁柱上。由于行驶速度快，四轮车逐渐淘汰了黄包车。不过，四轮车骑起来很吃力，且车身长、转动不便，不久又从中改良出三轮车。一般三轮车都是带座位的双轮在后，骑车的单轮在前。但有一种正好相反，座位在前，骑车的在后，它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孔明车”。

    汪伪政府成立后，通过一些门道仍可买到汽车，新朝显贵、富有人家的私人小汽车又渐渐多了起来。

    1945年，上海街头出现了大量吉普车，使用者大多是重庆复员归来的中美军方人员。二战结束后，大批美军及军用物资进入上海，而美国政府对军用物资似乎毫无管理措施，被某些军方人士任意盗卖。我的五兄就曾以一百美元买到一辆旧吉普车，因为不能领牌照，就在院里开着玩。后来，美国产的汽车也源源不断运到上海。抗战前，我国的交通规则规定车辆靠道路左边行驶，抗战胜利后，我国改袭美制，改为靠右边行驶。于是，上海有两种方向盘在不同位置的汽车同时在街道上行驶。

    从前乘飞机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尤其在日本占领时期，只有利用特殊关系，才能付费搭乘。1946年我乘轮船到天津，再至北平。从北平回上海坐火车需2天1夜，轮船更是要花三四天，而飞机仅需几个小时。一来为了节省时间，二来也想体验一下坐飞机的滋味，我特意购买了中国航空公司从北平到上海的回程机票。

    我所乘坐的飞机是美国军用C46型运输机，机内未加改装，座位是固定在机舱内侧铁管上的绳网，乘客背靠机舱铝皮，两排相对而坐。机舱中间堆置着乘客们的皮箱、行李。金属机身在阳光照射下，舱内温度估计高达四十度，我坐在绳网上面，浑身汗如雨下，全身衣服湿透，在忍无可忍之下，飞机才开始滑行起飞。

    （《乱世风华——20世纪40年代上海生活与娱乐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绪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