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
六十年代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是怎样修炼成精的?这本《我的哈佛岁月》从李欧梵教授的个人体验勾画出哈佛生活的面貌和情趣。
不少学生和学生家长的梦想就是进哈佛,否则坊间也不会有那么多以哈佛为题成的畅销书。但也许因为我本是哈佛毕业的,对于母校的感情十分矛盾:一方面是感激,另一方面却有点不屑。
不错,哈佛的确资源丰富,师资雄厚,我在此所受的教育也造就了一生,怎能不衷心感激呢?然而哈佛的名气太大了,甚至“哈佛人”自己都觉得老子是天下第一,这种自傲却令我不齿。当著名学者Robert Bellah离开哈佛的教职而去加州柏克莱大学时,曾说了一句对哈佛的评语——这是一间“极高的平庸学府”,言下之意是指哈佛的教授在学问上虽然名气很大,但都不能像柏克莱的教授一样做“尖端”的学问。
哈佛的财源居世界各学府之首,这是一个事实。我刚接受教职时,校方对我在房屋补贴、安家费、研究费以及退休金各方面的优厚条件,实非一般美国大学所可比拟,但当时我对之并不在意,我最关心的是哈佛的环境,是否像普林斯顿那么势利?(记得普大的一位资深教授见了我说:“我看你就不像普林斯顿教授的样子!”)经过两次半年的访问后,我觉得哈佛十分大度,各行各科的学问兼容并包,而且从来不干涉教授的教学和研究。哈佛对于他校教授的批评,更是毫不计较,甚至把批评者也请来任教。而最重要的是校方对于亚洲研究的学者从不视为“二等公民”。
然而从西部各大学的“激进”眼光看来,哈佛还是比较保守,特别在各科的研究方面,往往不能以尖端研究带动“典范的转移”。这种不愿冒险的学术作风,令得哈佛不少教授养成一种“守成”的心态,在一个领域成了名就闭关自守,不去接触新学问。哈佛的另一种保守主义是制度上的,如要改革必须耗费很大的心血和很长的时间。就以我个人经验而论,哈佛在种族问题上毫无创新。
然而哈佛教授的一个“苦衷”却往往被外人误解为“自大”:几乎每位资深教授都须主持大大小小的研究中心或工作坊,领导一批人马从事集体研究。在外人看来,似乎每一个教授都有一个“地盘”,拥兵自重。事实上,这种情况乃形势所迫,因为他校的同行和学生也期望你“领导”全局,你如果不领导则会被认为失职。所以,几乎所有的哈佛教授都忙得不可开交,自己看书研究的时间反而减少了。我在来哈佛之前就受到一个原在哈佛的朋友警告:千万不要犯哈佛教授的“通病”——活动多、名气大,但著作少,书写不出来。
哈佛各教授的“地盘”制的另一个缺点,则是自扫门前雪,无法和其他学科的同事交流。这个现象在“地区研究”更严重,譬如在费正清中心的午餐桌上,大家谈的都不外是中国,尤以当今政情为主,很少看到研究中国的学者和研究苏联或拉美的学者共餐切磋学问,如果真的共餐,也是以处理各委员会的行政为主。
走笔至此,哈佛的名牌面纱也被我撕去了一大半,所揭开的“真相”依然是一个在学术上历史悠久的大学,它每年都名列各种调查的前茅,主要是因为它的师资雄厚,各学科的发展相当平均,即使不名列第一,但仍可名列前十名之列。而其他大学则只有少数学科是强项,没有财力全面发展。所以我建议想申请入哈佛研究院的学生,要看准科系教授,不应该以哈佛是名牌就胡乱申请。
(《我的哈佛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