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的剧场百态

    旧时，戏园、影院是三教九流的聚集地。而在这小小的一片天地之中，也有着独具当时特色的剧场生态。

    弹压席

    为了维持秩序，早在民国初期，天津政府的军队、警察、宪兵就联合组成了督察队，定期到戏园子、电影院“巡察、弹压”，为了便于执行任务，警察局勒令各戏园、影院专设了“弹压席”，并按月由各分局征收一笔可观的弹压费，以充弹压警饷。

    “弹压席”一般设在戏园、电影院楼上或楼下前三排的中央位置，园主特为弹压警专门设置了一张方桌和数把舒适的座椅，桌上除设一令箭架外，还需摆放上等的烟、茶和各种水果。

    1926年，奉系军阀褚玉璞任直隶军务督办兼直隶省长时，任督察队队长的厉大森是天津卫有名的青帮头子，巡察时，厉大森手抱着一支大令，这支大令是用木牌制成，外面用黄纸包着，近一米高，呈令箭形状，上书“令”“褚”两个斗大金字，意为褚玉璞亲自出巡，也是厉大森握有生杀大权的象征，百姓称之为“大令”。

    “大令”一进门，茶房立即拉铃告知台上演员、台下观众，所有人等起立高呼“接令”，不论台上的戏或电影演到哪儿，演得多热闹，都得立刻停演、停映，全场的电灯一律打开，舞台上的演员面朝里肃立着，乐队演奏“迎宾曲”。等督察队将大令插入箭架，安然落座后，“迎宾曲”停奏，戏和电影继续进行。院方有人及时递上香烟、茶水、瓜子和手巾，专人站在一旁随时听候吩咐。若赶上有好戏、好电影，他们就会毫不客气地坐下来“认真审查”一番。督察队走时，茶房再次拉铃，全场人等列队高呼“送令”，乐队场面吹打京剧《连环套》中送黄天霸的“拜山”曲牌，即“拜场”，以示欢送。此时，台上的戏剧、电影再度停止，督察队出了园子，演出才恢复正常。

    剧场“三行”

    手巾把、糖果案子、茶房合称为剧场中“三行”。

    手巾把一般为两个人，一个人负责洗手巾，在一楼的前台放着一个大盆，盆里放满了热水，用外国香皂把毛巾一条条洗好，再洒上法国香水，绑在一起用漂白布罩着；一个人不停地在观众中穿梭，将手巾把强行塞给观众，索要小费。两人以熟练的手法在空中互相传递着手巾把。扔手巾把是个技术活，像演杂技一般。戏开演前，观众们就看他们的表演，并不时地为他们叫好。由于演出开始后，手巾把还在园子上空“呜呜”地乱飞，观众非常反感。所以，这行当在30年代中期就被各戏院、影院取缔了，是三行中消亡最早的。

    旧时，戏园、影院一进门处均摆放着一个大案子，上面摆满了糖果、瓜子、水果等食物，夏天还有冷饮。见有大人领着小孩进来，他们就把糖果硬往孩子手里塞，然后向大人要钱。节目开始后，他们又将小吃放在一个木盒子里挎在脖子上，向观众兜售。观众如果不要，他们就软磨硬泡，实在不要，他们就讽刺说：“土豆子、蒸包子、兔崽子味儿的。”所以，观众买票看戏，往往还要花上一些冤枉钱，甚至生一肚子气。后来由于观众反映强烈，一些大园子将糖果案子改成小卖部，观众可自由购买。

    相比之下，茶房则是剧场存在时间最长的三行之一。

    三行初时与剧场为租赁关系，受剧场领导。1937年天津沦陷后，他们纷纷开始独立经营，不再受剧场领导，接受戏园电影业同业公会管理。三行头对工人的剥削很残酷。三行由把头承包下来后，就以“进门费”“大褂钱”“答帚钱”“掸子钱”等等名目繁多的额外费用向工人勒索。由于旧时失业现象非常严重，把头为了多收入，招收了许多失业者做三行，这样一来，三行工人人均收入少了，而他们的份钱却多了。工人为了养家糊口必然把过重的负担转嫁给观众，所以，各戏院向观众讹索小费的现象极为普遍。

    女招待

    20世纪30年代，女招待之风从北平传入天津。女招待能为影院创造巨额回报。

    女招待的年龄多在16岁至35岁之间，工作时，每人胸前戴着一个银元大小的圆形布底儿徽章，上面绣着各自的排号。这排号是影院以女招待的姿色、服务质量，为她们排列的序号。一号是最出色的，二号次之，依此类推。观众可依据女招待的序号，按质论价，确定给付小费的标准。

    女招待通常被分为三个等级，服务于不同的对象。以影院有20名女招待为例，服务于楼下散座的应该是10号以上的，她们多是年长貌平，从三等妓院“转业”过来的。侍奉包厢观众的是4-10号，多是20来岁的少女，容貌俊俏。1-3号可就非同小可了，她们不但貌美、妙龄，而且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长着一张会说话的“俏嘴”，最重要的是服务“全面、周到”，她们专与富人、贵客打交道。在“招待界”，她们久享盛名，是影院的台柱子，关乎着影院经营的成败。所以，园主不但要花“大价”聘请，而且遇事还得对她们忍让三分。

    由于女招待善于奉迎观众，所以，有些观众特别是一些轻薄少年极易上钩且终日痴迷于追逐女招待，为了赢得她们的欢心，有的竟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民国风尚志》花山文艺出版社 周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