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书九“死”见精神

    清代书人有句俗话，说“喜字可书茅厕，死字不登庙堂”。意思是，只要写喜贺庆吉的好词，贴在哪儿都不会招嫌；若是凶恶晦气之词，人都怕触上霉头，挂在哪儿都不受欢迎。

    不写“死”字，一是书者忌讳，天下诗文多多，犯不着非挑人家厌恶的字去写；二是藏者忌讳，藏什么不行，凭啥偏拣那“死”字？挂不能挂，送不能送，把玩都觉得倒抽凉气。

    话虽如是说，但在特定的场合，忌讳不忌讳，其实都是自个儿说了算。自己坦然，胸无芥蒂，书家即使书了“死”字，也不见得就真会倒霉到去死。

    1996年夏，河南周口有人来京请启功先生写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条幅。启功边写边说笑：“年轻时，总不敢写‘死’字，怕倒霉，结果人生百倍坎坷，横竖都是‘罪该万死’。后来年逾花甲，也不避讳了，光写‘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些语录，少说也有二十来件，结果现在反倒‘寿比南山’了。看来，凶吉由他，但写无妨……”

    不过，中国书法史传承下来的墨宝书写有“死”字的，确实不算多。

    有“天下第一行书”美誉的王羲之《兰亭序》，没回避恶字，文中两处用了“死”字。一处是“古人云：死生亦大矣”（死生都是大事情），另一处是“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王羲之的这些观点在崇尚玄学和老庄思想的东晋时代，不但胆大，而且可贵。

    南宋国势飘摇，乱世避讳不及，诗词中直接用“死”字渐多，也就成了习惯。脍炙千秋的，应该首推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古今皆列为中华道德训典必选。另外，李清照评议楚霸王项羽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洪平斋挽义士谢枋得的“后死十年应有待，轻生万里故非狂”等，章灼显志，所言皆故世人杰的“死”，谈不上避讳“凶恶字”。

    忠义胆大为英雄。印象中，不但敢写“死”字，无一回避，而且在同一幅作品中竟敢一气连写九个“死”字的有近代冯玉祥（1882－1948）将军的《现今人之死》隶书条幅。

    此隶书条幅书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正文六十五字。文曰：“现今人死大约不外四种：病死，老死，作亡国奴而被日本人杀死和拼命杀日本鬼子而战死。同一死也，其价值有天地之分，只有打日本死是为国死，是重于泰山的死。”

    岁月弹指，此作距今已七十七年，不管对冯玉祥本人的书法艺术水平如何评点，单单这隶书条幅，九个“死”字赫然于纸上，可以说，宣示了中国人取义成仁的正气，也写出了中国人甘为国殇的骨气。在国家危急民族存亡之时，有如此忠肝义胆，实为难得。

    （《光明日报》7.8 林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