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同道合 相互提携

    ■资中筠

    二十一世纪元年，我和陈乐民有了一个外孙女，小名丫丫，从半岁开始，每年都回来与我们同住一两个月，成为我们晚年生活的亮点。有一次，丫丫忽然问我：你和爷爷是谁先说“我爱你”的？我为之语塞。丫丫天真的追问倒是让我回顾我们半个世纪的相携相处，可以用“精神的”和“默契”两个词来概括。

    我们的确从来不过生日，没有互送过礼物，包括结婚也无所谓定情的“信物”，唯一的就是我母亲知道他喜欢写毛笔字，送过他一块砚台。那个年代，一切风花雪月、诗情画意都为“革命”所扫荡。送花之类更谈不上。

    除了时代背景外，与个性也有关。我们都特别怕繁文缛节、怕柴米油盐，直到七十年代从干校回京，才勉强安家。多少年在一起出入各种场合，他从来没有注意过我穿什么衣服，当然也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任何衣物。“文革”初期，在“一锅端”下乡之前，我们单位先在京郊建立了临时“干校”，我属于第一批下放，他则暂时“留守”机关。

    天气开始转冷时，有同事回机关办事，难得乐民想到托她给我带寒衣，我打开包裹一看，竟是八岁女儿的小棉袄！此事传为笑柄，成为同事间的一个“段子”。其实，在他生病前我也几乎没有为他买过衣物。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赴美作访问学者期间，他穿着已经露棉絮的破棉袄上班，单位的女同事看不过去，拉他去做了一件新棉袄。我回国后，她们和我开玩笑说：老陈活到五十五，衣服破了没人补。我反唇相讥说：我们同病相怜。

    这是我的“平等观”。他对我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就是对这“平等观”的尊重。他从来不要求我做传统意义上的“贤妻”。我对他的评价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大男子主义低级趣味的人。”我们虽然在同一“界”，甚至在同一单位工作，只是长年奔忙于各自的领域，出差都从无机会同行，所以也常是离多聚少。

    他知道我在关注什么问题时，常常会忽然拿一本书走到我书桌旁，指给我看某一段话可能对我有用。我在电脑上看到他可能感兴趣的材料也常打印出来给他。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有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那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放下手头的工作，一杯红茶、几块小饼，融精神与物质享受于一体，似乎人生到此别无他求。

    直到他被宣判为病人，我才开始关注起家里的起居饮食。尽管如此，他仍然尽量一切自理，一切遵照医嘱，自律、自爱，堪称模范病人，不愿给别人添麻烦。他日常用的药物品种繁多而且服法复杂。这些药他都自己摆放得井然有序，按时、按量服用，从不需要别人提醒。我一向不赞成有些妻子把丈夫当孩子，无微不至地严加监管，不是限制饮食，就是整天追在后面给吃各种药。我在长达二十年的与病人为伴中，没有陷入那种妻子的境地，是乐民对我最大的体谅和帮助。而同时，我的生活、事业基本不受影响，甚至还能短期出国。他基本上不把自己当病人，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无压抑感，而是有许多正常的享受。

    不需要鲜花，不需要礼物。几十年来我们几乎是同步走过来，很难说谁受谁的影响。二○○七年七月碰巧有电视台到家中采访，那一年那一月适逢我们金婚纪念，记者要他当场给我写几个字。他写下了“志同道合，相互提携”几个字，并题为“金婚纪念”，落款陈乐民。这是他送我的最后礼物。这八个字包含了我们相伴一生的丰富内容，永远挂在我的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