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开北京团结湖附近一所老式居民楼的门,秦含章正坐在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待客厅里练字。这个雪白头发倔强地竖立着的老人,看上去和照片里似乎别无二致。但后者身上笼罩着光圈,成就已然罗列成书,被称为中国的“酒界泰斗”;而眼前这位笑着望过来的,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108岁高寿的老人,低调朴素,写诗、练字是最大的爱好。
总理亲点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受周恩来总理亲点,秦含章奉命调京,先后出任由中央政府主持成立的中央食品工业部和中央轻工业部参事。由于发酵工业是中国特色的传统工业,1955年,轻工部决定在北京成立第一轻工业部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现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秦含章也被调任为所长。
为解决青岛啤酒的浑浊问题,秦含章曾两次深入生产车间,寻找啤酒出现沉淀的根源,并成功研究试制了“配置啤酒”;为提高黄酒的生产工艺,秦含章数度出国探访,将西方先进工艺引入中国,大大提高了中国黄酒的生产技术。
1962年,山西杏花村汾酒厂由于生产扩大,产品一度出现质量下降。秦含章带领一个课题小组亲赴杏花村酒厂现场蹲点。试点期间,秦含章率队在窑洞里一住就是两年,通过对比剖析各种名白酒的不同芳香物质成分,最终找出了清香型白酒以乙酸乙酯为主要呈香物质的个性特征,一举解决了成品酒中白色、黑色沉淀物交杂的“老大难”问题,产量实现成倍增长。
后来,该项科研成果帮助汾酒厂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一举夺得“国家科技贡献奖”。秦含章本人也因对白酒的科学分析方法及其理论的成功探索与总结而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直至1990年6月,82岁高龄的秦含章功成身退。用夫人索颖的话说,他已沉淀成独一无二的“世纪陈酿”。
著书立说
退休后,老人卸下了行政担子,专注写作,先后完成了近80万字的《新编酒经》和《酒文化小品集》。
2000年,已是93岁高龄的秦含章,独立完成了5万余字的论文撰写——《白酒春秋——中国蒸馏酒的演变及发展趋向》。从原稿的字号判断,秦含章的视力已大不如前,论文每页仅有几行数十字。也是这一年,秦含章350万字的巨著《国产白酒的工艺技术和实验方法》问世。
秦含章说:“退休后,我觉得自己的思想、兴趣、爱好还没有完全表达,我要继续把我所知记录下来,作为唯一财产留给后人。”
秦老的侄子秦逸生回忆称,“文革”初期,秦含章被下放江西,家人在帮助打点行囊时,秦含章手里一直紧紧抱着一只皮箱,里面是他历年的书稿。“叔叔说,别的东西都可以不要,只有这个箱子不能丢。”
秦含章的书房只有七八平方米,一张旧式的大号书桌占据了大量空间,桌上堆满了密密麻麻的文稿,书桌周围的地面上也同样散落着成捆的资料和文章,靠墙的老式书架也被各类书籍文献塞得满满当当。
老人的右眼早在“文革”时期因黄斑出血未得到及时治疗而造成失明,左眼视力也严重萎缩。
在秦含章的小儿子秦大文的记忆里,父亲晚年写作时,通常左手要拿着两个10倍的放大镜叠加在一起、右手执笔。“由于过度吃力,他不得不写一会儿就要停下来歇一歇。”据不完全统计,秦含章一生撰写的科研报告、著作论文共计40余部6000余万字。
晚年爱情
在秦含章的晚年生活中,最大的支撑和慰藉来自他的第二任夫人索颖。
“文革”初期,秦含章的第一任夫人杨文蔚自杀而亡。此后的近10年时间,秦含章独自承担着赚钱养家、照顾儿女的重任。1975年初,47岁的索颖失去了第一任丈夫。而此时的秦含章虽已过中年,但仍旧挺拔庄重。在朋友的介绍下,秦含章和索颖相识了。
索颖是我国第一批临床营养医生。北大医院结核病院、平安医院、宣武医院的营养室,都是她一手创建的。彼时,秦含章正被下放到江西工作,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几乎每天写一封情书寄给索颖。偶尔来北京出差,碰到索颖讲营养课,他便扮成学生来听课。
“少年未管,流光如箭,因循不觉韶华换;到现今,方爱发满齿满神满。雁书来得心头暖,应知长程,漫步前进听计算。没奈何,望水远、天远、人远。”这首秦老写给索颖的小词,索颖一直珍藏着锁在柜子里。
每每有人问起秦含章的长寿秘诀,秦老都会笑着应上一句:“我是索颖的试验品啊。”秦含章的晚年,索颖是他的眼睛更是他的耳朵。不足7平方米的小客厅里,索颖的大幅照片被秦含章立在墙头,抬眼便可瞧见索老温柔美丽的笑靥。
而就在记者发稿前夕,得悉索颖因病逝于北京宣武医院,享年94岁。
(《法制周末》1.12 张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