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提出教育新启蒙

    大多数国人仍置身于教育改革之外。从教育部门的领导到办学者，从教师到学生及家长，一些人尚处于教育的蒙昧状态，这就是我提出进行教育新启蒙的缘由。

    请看以下事实：某部前领导人说，我国教育改革的成绩是巨大的，因为我国“两基”（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和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笔者注）普及率达到85％以上。但这只是量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实质内容无涉。

    我的一个学生是某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我与他讨论教育改革，我说当今大学改革少有成效，他反驳我说：“校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国高等教育已达到大众化阶段，这就是改革的成绩嘛！再说，我国独创的‘二级学院’也是教育改革的成果呀。”

    我驳斥说：“你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只是量的发展，而不是反映质变的改革成果。至于独立学院更是一个怪胎，它是教育腐败的温床，是投资商利用名牌大学办学敛财的手段，不少大学官员腐败都与独立学院有关。”

    这说明，某些人根本就不甚了解教育，更不知何谓教育改革，以至于把发展当改革，把一些滋生腐败的独立学院当作改革的成果。

    本来，发展与改革的概念分野是十分清楚的，也是不容混淆的，所谓的发展，主要是指数量的增加，如学校规模的扩大，学生数量的增加，校园占地的拓展，教育经费的增加，办学条件的改善等，这些只依赖于投入的增加。而所谓教育改革，主要是指教育质的改变，例如以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育体制、新的教育模式、新的教学内容、新的教学方法代替相应旧的一套，而这些都是依赖于创新来实现的。

    我们再看看社会对待教育改革的态度，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给学生减负，然而家长却强烈要求给孩子补课；奥数班、补习班屡禁不止，甚至出现学生以罢课形式要求暑假补课的怪象。某些大学的年轻教授和博士也醉心于应试教育，一些家长甚至在校外租房陪孩子准备高考，目的是要考上名牌大学。某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教育儿子的办法就是让他一遍又一遍做习题，稍有违抗，就拧耳朵或打屁股，甚至骂他脑子笨，这哪里还有一丁点受过师范教育的素质？北大与清华是两所重中之重的名大学，为了争夺招收所谓的尖子学生，居然在网络上互相攻讦和展开骂战，可谓斯文扫地。

    面对堆积如山的大学问题，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发出了呐喊。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评论说：“中国大学的问题太多了，七天七夜也说不完，不是一方面，而是哪一方面都有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美学教授章启群也发出怒吼：“中国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批评说：“现在大学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一切说明，我国为数不少人不懂什么是教育，不懂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更不懂什么是教育改革以及究竟怎样改革。要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措施就是进行教育启蒙，重新认识教育的真正目的，认识教育改革的实质，树立新的教育价值观，学习近代教育启蒙代表人物的论著，如《爱弥尔》《人的教育》《大学的理想》《大学的目的》《大学的使命》《废墟中的大学》《教育在十字路口》《乌托邦大学》等。

    改革者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天生的，只有学习世界教育经典著作才能够懂得教育的真谛，也只有通过改革实践才能真正懂得改革的意义。改革不是口号，而必须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殉道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何以获得突破性的改革成果？改革不应当有禁区，不敢突破禁区，就不配称为改革者。

    改革是一个人的品位，是其价值观、人生理想和大无畏精神的综合素质，而教育启蒙的目的就是赋予教育者这些素质。

    （《同舟共进》2016年第1期 刘道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