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胡子，一个世纪的匪患

    关外红胡子，盛行于清咸丰年间。那时太平天国起义，闹得如火如荼，关外八旗军奉调入关，前往剿灭。其时，关外驻兵骤减，防卫空虚，恰助流寇泛滥，红胡子因此猖獗起来。后来甲午惨败，东北地区有不少清朝的溃兵散勇，他们落草为寇，加盟红胡子，致使盗匪队伍壮大，人数增至数十万之众。

    在中国近代史上，凡是提及红胡子，即指关东响马，乃打家劫舍之匪（也称胡匪，马贼和盗匪）。史上权威著书立说者，为清代吴樵，其作品是《宽城随笔》。清末民初之时，吴樵曾供职宽城吉长线路局，即吉林至长春铁路。他在东北关外，有暇游历，见多识广，遂在书中描绘红胡子，从长相打扮，武器装备，到马匹辎重，行为特点，面面俱到，给人印象颇深。

    从咸丰年间到解放前，红胡子在东北活跃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可以说，他们在东北的社会生活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红胡子的两种说法

    土匪就是土匪，为何要称之为“红胡子”呢？红胡子的基本构成是汉人，从人种学上说，他们本不会长出红色的胡须，然而，红胡子一说从何而来？

    俄国学者穆罗夫于1901年发表游记《远东的人与风俗》，他在书中说：“地方之好汉，好以红色之绳穗装饰其武器。瞄准时，将绳穗衔于齿间，以免碍事。远望，枪手仿佛长着红色胡须。”不过，美国比林斯利教授却持另外的观点，他在1988年发表著作《民初社会中的土匪形象》。书中指出：“中国东北之盗匪，初期为遮人耳目，使用染红的中国传统京剧之髯口作伪装。”

    红胡子主力，乃十九世纪中叶移民关外者，即民间所说“闯关东”的人。其中，不仅有无依无靠、两手空空的无产者，亦有从有产者沦为无产者之徒，他们对官府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

    中朝边界是红胡子的天堂。据载，两国边界拓有宽为八九十公里的缓冲地，有红胡子进入缓冲地后，依傍崇山峻岭，在今日丹东附近建立了大本营，并不断发展壮大。至清末，这股红胡子势力竟然创立了一个准行政主体，对外称之为“夹皮沟红胡子共和国”。此后，一些朝鲜人闻之，竟也越境加盟。

    在二十世纪初的满洲红胡子里，也有俄国哥萨克，他们是典型的带路党，专门指引华人红胡子抢劫满洲境内的俄国势力。那时，松花江右岸的新城是蒙古、北满直达海参崴的货运枢纽，也是松花江航运的重要码头之一，在商业及运输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城内建有20余家榨油厂，两家毛皮加工厂，它们成为红胡子垂涎已久的猎物。1902年，中俄红胡子数百人策马持枪杀入新城，孰料情报欠准。当时恰有俄国中东路卫兵百余人在城内驻扎，双方激烈交火后，红胡子被击毙百余人，俘获二十余人，其中有七人是俄国哥萨克。

    红胡子在海参崴多次作案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满洲红胡子的势力一度扩张至俄国境内。日俄战争前后，海参崴及其周边地区有满洲的红胡子出没。《彼得堡报》报道，当地的红胡子人数有700多。他们一旦被当地人捉到，即会送交到军事法庭处以绞刑。1906年10月3日，海参崴监狱的院子里绞死了两名红胡子，他们是第一批被俄国人处死的满洲红胡子，罪名是“武装抢劫”。之后，还有两名红胡子因为杀人越货被处死。俄国人说，被处极刑的红胡子，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阿穆尔边疆报》记载，1908年9月，红胡子在大白天袭击了上阿穆尔公司押镖的黄金运输队。俄国《远东报》记载，1908年6月，50多个逃跑的苦役犯组成的红胡子小队（其中有6名格鲁吉亚人），袭击了一个俄罗斯村庄。《莫斯科之声》记载，1908年9月，150多人的红胡子包围了恰辛纳村，威逼村民交出五百普特的面粉和衣服鞋帽。

    俄军对红胡子的持续打击

    从1912年开始，俄军上尉阿尔先涅夫（1872年-1930年）多次率领俄武装探险队，前往双城子地区的深山老林开展军事探险，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即打击泰加森林的红胡子。阿尔先涅夫于1912年2月6日上书俄阿穆尔总督贡达季，详细陈述了多年来红胡子在俄境内的人员成分、武器装备、活动特点和部队分布，以及如何配置部队实施剿灭的计划。很快，他的报告得到了贡达季的批复。

    1912年4月22日，阿尔先涅夫的围剿分队兵分两路出发了。但是，直到五月中旬，也未发现红胡子的踪影，只抓到八百多中国劳工。抓中国劳工的理由是身份不明，有非法越境务工之嫌。阿尔先涅夫在长达10个月的围剿中，并未与红胡子发生交火，但他却搜集到有关红胡子的很多重要情报，并从军事的角度，对双城子北部和中央地区的人口分布、气候、地理、动植物和水文资源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俄军动用骁勇之军，试图剿灭红胡子大患，但最终成效甚微。直到苏联时代，在红军的打击下，俄境内的红胡子，才逐渐销声匿迹。而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清剿，中国东北的红胡子，也终于灭绝。

    (《北京晚报》12.1 孙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