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巴金身影

    1979年初夏，我第一次惶恐又兴奋地走进了巴金办公室。从此，直至2005年巴金去世，26年中，除去每日必回的自己的小家，武康路113号巴金的家，是我去得最多的家。一个个巴金身影，时常出现在我的眼前。

    第一次走进巴金的家，是一个夏日。那时，我供职的新华社上海分社，还在南京西路西康路口。一路日晒，加上挤车，到了巴金的家，已热得不行。然而，踏进113号的大门，只见绿树婆娑，蝉儿欢鸣，微风吹来，一下凉爽了许多。巴金不在底层的会客厅。他的女儿小林说：“爸爸在三楼，你上去吧。”“蹬、蹬、蹬”，我踏响了楼梯。一路上去，只见走道上、楼梯的拐弯处，堆满了书。到了三楼，更是一惊：全部是书。

    但见，在密密的书林中，巴金正吃力地踮着脚，从书架上取书。我赶忙上前，说：“我来，我个子高，我来拿。”巴金露出笑容，说：“你来啦。不用帮忙。你不晓得我要拿什么书。”巴金的脚边，已经堆了一尺多高的书。我问道：“巴老，您拿这么多书做什么呢？”他头也不回地说：“做善事。”我没有听懂，问道：“什么善事？”“就是人死后的事，也就是身后事吧。”他解释道。

    关于生与死，巴金想得明明白白。年轻时，他就撰文表述：“没有一个生物是不乐生的，而且这中间有一个法则支配着，这就是生的法则。”什么是生的法则？巴金说道：“就是互助，就是团结。人类靠了这个才能够不为大自然的力量所摧毁，反而把它征服，建立了今日的文明。”

    从此，穿着一件旧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踮着脚尖，费力地从书架上取书的巴金身影，留在了我心里。

    上世纪80年代初，巴金患了帕金森氏病。随着年岁的增长，这个病越来越严重，手脚不便，说话困难。写字时，手抖得非常厉害。在一张一尺来宽、不到三尺长的小桌上，巴金完成了《随想录》的写作，为《巴金译文全集》写了10篇《跋》，撰写了大量的怀念友人的文章。

    每一次，站在他的旁边，看他写字，心里就疼，眼眶发红：只见他，抖抖地抓起笔，握住了，又掉下去，反复好多次。好不容易握住了，笔尖在纸上，应该要写一竖了，可竖不下去，老是往横里去；要写一横了，出来的却是捺或撇。有时候，写着写着右手不动了。他叹了口气，就用左手去推右手。写一个字，都要费很大的劲。

    记得是1998年的春节，我去看他。只见他脸色灰黄，坐在轮椅上。他告诉我：“我发病了，两次休克。”我心里沉甸甸的。临走，他说：“送你一本书。”是新出版的《巴金书简》。他打开书，看到扉页处有一点点撕破的地方，便说：“换一本吧。”家人重新拿来一本，巴金又说：“要精装本的。”随后，他动了动身子，慢慢打开书。家人说：“就不要签名了吧。”我也劝阻：“就不要签名了吧。”但是，他不语。顿了顿，说：“好吧。就签一个名。”家人在轮椅上搁上一块板，拿来了笔。巴金俯身，双手抖抖地握住笔，终于写出“巴金”两个字。巴金像完成了一项艰巨任务，轻轻舒了口气，靠在轮椅上，露出了笑容。

    (《解放日报》10.15 赵兰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