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中的“日本兵”,来自延安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学制从半年到三年不等,没有固定的毕业时间,开学典礼定在5月15日。它与一般学校的最大不同在于学员全是日军俘虏。
在成为“鬼子兵”前,他们曾经是日本的工人、农民、商人,受日本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荼毒后,背井离乡,奔赴中国战场。在与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中,他们被中国军队俘虏。
他们原以为,就像长官说的那样,自己会被“八路”残酷虐杀,却意外地迎来了涅槃新生——日本工农学校给予战俘生活上的优待、政治上的民主,并扭转了他们的思想。“鬼子兵”逐渐蜕变成“八路军中的日本部队”。
于是,他们不仅积极地到前线喊话、向自己的同胞宣传反战思想,而且到红色革命根据地创立反战组织,与我军协同抵御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甚至重伤不下火线,壮烈牺牲。
1941年3月15日,日本战俘大山光美在延安写下《我们十四个日本人怎样到延安来的》,讲述他与梅田、重田、大森、山中等如何从“百团大战”战场来到延安的曲折经过。
在山顶“纪念”日本天皇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1940年10月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特殊学校,即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任务是改造日本战俘,协助八路军对日本军队进行政治宣传。
学员多是被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也有少数是受政治攻势和俘虏政策影响而投诚过来的日军士兵。之所以命名为“日本工农学校”,与当时的学员职业有关,他们参战前主要是工农劳苦大众。从文化程度上看,以小学为主,也有少数大专毕业或肄业者。
这些战俘一开始怀着盲目的敌对情绪,甚至以暴力方式伤害救助人员。平型关战役中,有个日本兵受了重伤,八路军战士替其包扎,却被他咬掉了耳朵。有个日本俘虏在医生替他换药时,趁医生不备,竟用小刀将医生杀害。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你们野蛮,你们医好我以后,还要割我的头,让我不能再转世,为什么不枪毙我?”
1940年11月3日,日本纪念天皇诞辰的日子,6名日本学员偷偷爬上延安的山顶,面对东方,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他们将学校的教育看成是“赤化”他们,“利用”他们来反对日本。因此,他们对学习始终心怀戒备。一到上课时间,就寻找各种借口逃避,或者装疯卖傻,或者捣乱破坏,或者绝食抗议。
决心和八路军肩并肩战斗
即便如此,八路军仍积极帮助这些战俘,消除他们的敌对情绪。
在精神上,我方尊重日军战俘的人格和信仰。不设高墙卫哨,不使用体罚、打骂等强制和压服的方法管理学员。
尤为突出的是,在生活上,日本战俘在学校享受到同美军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等外国友人同级的优待。例如,第一个月份发放津贴费5元,配备被毡、鞋袜、手巾、肥皂、牙刷、衣裤等物品。每隔4个月,还补充一次鞋袜、牙刷、手巾、肥皂等。这在当时,大大超出了八路军一般战士的生活水准。
对学员的管理,学校坚持学习、生活、课外活动皆由学生自治。学校教育一般分为3个阶段:入校新生,先进行一个月的审查,看其是否有入学的意愿,并考察具备入学资格与否。审查合格者,即在预科接受教育2个月,再转入正规学习10个月。主要开设政治常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等课程,分别由冈野进、赵安博、王学文等人用日语授课。
1941年10月,在东方民族大会上,包括大山光美在内的35名日本人,宣誓正式参加八路军。
八路军中的“日本兵”
1944年6月,日本工农学校还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举办了展览会,利用大量照片、漫画和模型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腐败的本质及日益深化的阶级矛盾。
为加强反战宣传,学员们在校学习期间,就积极帮助八路军编写标语传单等,仅1943年一年,学校设计印制了32种传单、14种宣传册。当年,仅“觉醒联盟”就散发传单103万份。
不战而屈人之兵,主要是因为学员们熟悉日军内部情况,熟知日军士兵的思想、风俗和习惯,与日军士兵没有或较少敌对情绪,可以抓住日军中的主要矛盾和士兵最迫切的需求,并可利用日军中的旧有关系,所以,他们的宣传针对性更强。例如,每逢年节或日本樱花会之际,学员们大量散发日本风味的贺卡和装有生活用品的慰问袋。甚至,有的士兵悄悄写信给学员,索要慰问袋。
毕业后,学员们分赴各条战线,进行通信、喊话等抗日工作,有的直接奔赴火线。1942年11月,“觉醒联盟”太行支部大西对原部队山西省路安县老顶山分遣队中的老乡喊话时,发生双方流泪交谈的情景。又如,“反战同盟”冀鲁豫支部与清丰县日军一个大队经常通信、宣传俘虏政策后,大队的日本兵与八路军交战时,都大胆抛去武器,逃到八路军中来。
日本工农学校的成功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和各国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壮举。1945年6月至12月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3个军事基地,参照日本工农学校的做法,推行了日本战俘再教育的项目。
(《文汇报》6.17 付鑫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