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女儿高考

    那天晚上，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搭出租车去赶考。

    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上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心中大喜，但转念一想，女儿二模只模了540分，怎么可能考629？能考575就是天大的喜事了。车过了三环路，看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背包提篮地向几家为高考学生开了特价房间的大饭店拥去。这些大饭店距考场有一段搭车不值、步行又嫌远的尴尬距离，而我们的房间距考场只有一百米！我心中蛮是感动，为了这好运气。

    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十一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我索性装睡不搭她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她吃安定片。不给她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她吃又怕影响了脑子。

    终于听到她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是零点多了。

    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噪叫，然后便是喜鹊喳喳地大叫。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

    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时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饭后劝她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她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从七点开始她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

    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解放后许多年了，我们恶作剧，大喊一声：鬼子来了！我奶奶马上就脸色苍白，提着裤子往厕所跑去。唉，这高考竟然像日本鬼子一样可怕了。

    终于熬到了八点二十分，学校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考生须知。八点三十分，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涌进大楼，终于消失了。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穿着黄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它们赶走。又有人说：没那么悬乎，考起来他们什么也听不到的。

    正说着蝉的事，看到一个手提着考试袋的小胖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人们几乎是一起看表，发现离开考还有不到十分钟了。几个带队的老师迎着那小胖子跑过来，好像是责怪他来得太晚了。但那小胖子依然是不慌不忙地向考场走。家长们都被这个小子从容不迫的气度所折服。有的说，这孩子，如果不是个最好的学生就是一个最坏的学生。穿黄裤子的家长说，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他的心理素质绝对好，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可以当军队的指挥官。

    大家正议论着，就听到从学校大门外传来一阵低声的喧哗，只见两个汉子架着一个身体瘦弱的男生，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那男生的腿就像没了骨头似的在地上拖拉着，脖子歪到一边。一个中年妇女（显然是母亲）紧跟在男孩的身后，手里拿着考试袋，还有毛巾药品之类的东西，一边小跑着，一边抬起胳膊擦着脸上的汗水与泪水。一群老师从考试大楼里跑出来把男孩从那两个男人手里接应过去，那位母亲也被拦挡在考试大楼外。我的觉悟不高，心中有对这个带病参加考试的男生的同情，但更多的是暗自庆幸，不管怎么说我的女儿已经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场里，现在已经拿起笔来开始答题了吧。

    将近十一点半时，家长们都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女儿的年级主任跑过来兴奋地对我说：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题与我们海淀区二模卷子上的题几乎一样！家长们也随着兴奋起来。一位不知是哪个学校的带队老师说：明年海淀区的教参书又要大卖了。

    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

    （《会唱歌的墙》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