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市郊庙行、高境、大场、嘉定等地,村庄房屋遭侵华日军摧毁,为安置灾民,海外侨胞及上海社会各界发动民众募捐,建造起多座纪念村、纪念坊。城市变迁,纪念村遗址仍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下来。
幸存石牌坊今安好?
上海逸仙路高架与殷高西路交叉处,车水马龙,而东北侧高境源广场上,却弥漫着历史的沉重。
这里有一座水泥结构三间四柱重檐式牌坊,即“高境庙纪念村”石牌坊。牌坊简介中写道:“‘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日军侵占本地,民居十毁其九。同年5月,日军撤退,居民陆续回归,苦无栖身之所。南洋侨胞为此捐巨款重建,居民始复得其所。是年秋,由黄炎培、李馥荪、张公权、朱吟江、胡筠庄、朱恺俦等知名人士发起筹款在此造坊。由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所题《高境庙纪念村》。”
这座高境庙纪念村牌坊,其实是从马路对面整体迁移180米而来。抗战胜利60周年时,有市民反映高境庙纪念村牌坊“屈身”于一家集贸市场的三轮车棚中。2011年,宝山当地请来文物、规划部门和同济大学专家,将牌坊从集贸市场中“救”出,安置到马路对面的高境源广场。
车至爱辉路,在28弄前停留。但见一座被黑色栏杆和高压线围起的石牌坊,便是庙行纪念村的石牌坊。牌坊立柱上,“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捐”等字迹可辨。
继续寻访第3座,马桥纪念村。马桥纪念村牌坊深藏于宝山城市工业园五星村,走入窄小幽深的巷子,终于在门牌号为“五星村马三13号”的院子中,找到了一座石牌坊。石牌坊紧贴着一栋2层楼房,这座牌坊其实是以“背”示人,其正前方包括牌坊上的文字,均被那2层楼房遮挡。
被“抢救”的村民口述
石牌坊周边,还能找到几位当年住过纪念村的老人。
今年90高龄的高阿弟在1931年战争爆发时仅6岁。他说,庙行是淞沪战役中的激战地,“十九路军没有听从蒋公撤退指令,顽强死守,打得日本人三易主帅。当时《申报》披露说,日军装尸体用的大卡车,一次就有28辆!”
然而此后,日军疯狂报复。在淞沪战争爆发后的1个月内,日军不断征兵,在上海的兵力高达10万之多。南京政府却没有给十九路军新的支援,十九路军被迫于3月初撤出上海,南京政府与日本签下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此后日军一路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村庄变成废墟。
同年9月,宝山县兵灾救济会在庙行建造纪念村,设公屋五棣,分给70户灾民居住。新中国成立后,纪念村几经城市建设、动迁,现已不复存在。
纪念村里走出地下党
尽管1932年淞沪抗战以南京政府的妥协告终,但正是从“一·二八”这天开始,全国人民的怒火、愤慨、爱国激情与抗日决心,统统被点燃。
这场战争打响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日。靠近战火的宝山人民,则以更激情的姿态投入抗战。祖传五代的江湾名医蔡香荪,与江湾镇其他中、西医联合起来,组织抢救队,救护受伤的抗日战士和百姓。蔡香荪将自己诊所的药品全部捐出,又将家毁亲人亡、无依无靠的数百名难民收容安顿,每日供应两顿薄粥,辅以咸菜、萝卜干,这点供应在战火连天的日子里已是难能可贵;为帮助中国军队迅速渡过水深浪急的宝山蕰藻浜,河两岸家家户户火速行动,在极短时间内筹集到大量门板、竹编、木桶,冒着严寒在浜上架起一座座浮桥,使部队得以及时通过,赢得了战机。
正是这场战争,让更多人怀着对日寇的深仇大恨,从纪念村走出,成长为取得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
(《解放日报》6.1 李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