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宋美龄合作抢救难童始末

    邓颖超、宋美龄二人保持着联系，直至百年。这一段友谊最早可追溯至抗战时1938年武汉沦陷后3万儿童被送往大后方的往事。此事由宋、邓二人合作，以成功抢救3万儿童并保育他们成人为成功。

    邓颖超约请宋美龄加盟保育会

    “敌掳我战区肥壮少年，作为伤员兵输血之工具，因此辈纯洁精壮，输于出血过度之负伤者，得能早日健康，重返支那战场”，1938年初的《大公报》语出惊悚。当年此类传闻似幽灵在各地不断浮现。

    此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陷落，江淮一带的难民涌向相对安全的湖北武汉，战时难童裹挟其间，充满了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

    作为最早获知日军抓捕难童抽血一事的报界人士，汉口《妇女生活》杂志主编沈慈九呼吁发起儿童保育会，挽救这难民中的最弱势群体。但响应者只是一些无职无权的文人学者。

    保育会筹办迟迟不能如愿，沈慈九等人找到中共长江局妇女部，邓颖超当即指示，把力量集中起来，好好干。

    1938年1月24日，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一江春饭店举行保育儿童发起人会议。但关于儿童保育会筹备工作的一举一动，都被纳入了中统的秘密监视范围。邓颖超日后回忆道：“在宣布保育会成立大会的日期后，特务机关狂呼要破坏大会，使大会开不成，我们便去约请宋美龄出来主持保育工作并出席大会。”宋美龄的加盟，果然使保育会的成立一帆风顺。发起人背后的跟踪者也没了踪影。

    保育会成立那天，宋美龄与邓颖超第一次见面，宋很客气地走过来与邓颖超握手，说对她“仰慕已久”。

    撤离武汉，疏散儿童9000余名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仅仅3个月，各地保育分会就收容难童2万名，除浙江、湖南及广东、广西省份自行安排外，其他省份收容的难童都要送到汉口临时保育院。

    这些难童在武汉度过了短暂的和平光景，至9月29日田家镇陷落，武汉濒临失守，国民政府已在考虑转移陪都重庆。这时，汉口临时保育院还滞留有4100余名难童。保育院开始陆续转移难童至大后方。

    10月24日，日军开始向武汉最后一道防线发起进攻。二十万守军纷纷撤离武汉三镇。但汉口保育院还有500多难童没有交通工具，羁留在一所教会小学。这天下午，就在危急之刻，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打来电话，同意保育院师生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那是离开武汉的最后一班船只。25日上午，在汉口临时保育院，已是精疲力竭的李昆源抓起电话向总会报告，孩子们都走了，一个也没丢下。据后来统计，汉口临时保育院抢救疏散儿童共9000余名。

    第二天黎明，日军第十一集团军的波田支队进入汉口。

    保育生的命运

    1938年10月，保育总会曾经汇总各省分会抢救难童人数约5万余人，但最后进入保育院的只有29000多人。

    保育生星散在重庆周边地区，在名士云集的山城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郭沫若、田汉、张澜、老舍、陶行知等大家名流，时常出入各保育院，为孩子们授课演讲。纵是敌机轰炸，也是在老师的指挥下成群遮蔽，飞机远去，老师一声哨响，成百个孩子就从树林里探出头来叫嚷，恢复了孩子的活泼天性。

    当孩子渐渐长高，一些变化发生了。与同龄孩子相比，保育儿童的内心世界更为复杂，他们的父母或在前线参战，或早已离开人世，没有爹妈的日子促成了保育儿童早熟的特性。1943年，大批已升入中学的适龄保育生投笔从戎。在驻印国军中，大部分是保育生，在缅北、缅西战场上，保育生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事迹俯仰皆是。

    1945年大陆光复，保育会宣布结束使命。

    进入1980年代，邓颖超与宋美龄常有书信往来，邓还在新年寄送贺年卡给宋。1984年的2月4日是邓颖超八十大寿，宋美龄托人送来一只玻璃玉兔，因为宋记得邓颖超属兔。

    （《新民晚报》5.28、29 胡佳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