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返乡消费研究
江立华、卢飞在2015年第3期《学术研究》上说,农民工流动过程中,由于“乡村社会”的缺场致使社会关系短暂断裂,其通过利用城、乡不同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更多地在家乡实行面子消费、代理、人情及互惠等不同形式的消费实践活动,来完成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建。
这种消费策略也许会带给农民工自尊心的满足、社会阶级失位的补偿,但他们所提升的社会地位仅仅局限在农村社会结构中,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在城市社会的地位和身份。农民工返乡消费并没有实现人与人之间社会价值的真正平等,只不过是在物品使用面前的平等。同时,过度的消费支出也消耗了在城市打工的长期积蓄,不利于他们在城市向上流动以及社会关系建立。
舆论工作需依法治理
任谦在2015年第3期《理论视野》上说,目前,舆论工作的法治手段主要是依靠政策来调控和引导的。这种手段的不足最突出的就是,政府往往出现在处理问题的最前线,容易在社会公众面前“观感度”不佳。舆论工作中出台的一些“限止令”,有的处于调控范畴,内部提醒即可化解的,不宜做公开强行的要求,如果动辄即审、动辄即控,就会使主管部门的形象受到影响。
作为执政党,对舆论的监管当然应该加强,而且要长期坚持,但在具体的操作中,政府能否再“隐身”一点,“柔化”一点,而在行业自律上应该更强化一点、更靠前一点,这样既发挥了监管的作用,做到了守土有责,又减少了行政审批和行政命令,社会的反响则会更积极,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就会有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