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斗士”与“隐士”

    四月以来，多位文学艺术家去世，最知名的当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另一位诺奖得主特朗斯特罗默也已仙逝。他们都活到八十多岁，都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大师。

    格拉斯逝世后，德国之声称其为“一位斗士”。格拉斯喜欢以笔为枪，探讨热点政治话题，堪称一个作家型公共知识分子。他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批判纳粹罪责问题，批评两德统一后的社会问题，笔锋相当犀利。

    特朗斯特罗默的一生大部分时间住在波罗的海的岛上，他也被一些中国评论家称为瑞典的陶潜、王维。他并非刻意隐居，只是随性而已，他的诗歌也很纯粹，很少直接介入社会政治。一直对政治保持警觉的特朗斯特罗默，在社会风气激进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不少同行指责为“保守分子”，这让他非常难过。

    大约不论中西方，公众都期望作家做一个“斗士”，成为“良知”的化身。斗士型的作家容易获得公众的关注和好感。一个作家、诗人的使命在于写出好作品，选择当“斗士”或“隐士”，这是他们的自由，不应受到道德谴责。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曾有很多人指责他不敢针砭当今时弊，属于一个犬儒分子。这跟当年特朗斯特罗默受到的苛责，没什么本质区别。斗士型的作家当然更值得公众尊敬，但隐士型或不充当公知的作家只要守住道德底线，精心创作自己的作品，就是尽到了本分。

    其实，对一个作家来说，有时做一个“隐士”需要更大的勇气。如沈从文算不上斗士，在上世纪50年代后从主流文坛消失，但他却默默从事中华服饰史研究，并作出了杰出贡献。这类甘于边缘的“隐士”，内心更需笃定，可能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勇士。

    （《北京日报》4.17  周南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