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中央专案组“石油案”

    1969年2月，我接到通知，到中央专案第三办公室报到，分配在“石油专案组”。

    石油专案组的被审查人员有一个共同特点：解放前都曾在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要职。解放时，资源委员会是唯一一个有组织护产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部门。在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的领导下，除了去台湾接收工矿企业的少量人员外，该部门人员几乎都留在了内地。专案组怀疑，资源委员会拒迁台湾是带着任务的，是一个潜伏的特务组织。

    石油案缘起

    石油专案组的缘起，是文革开始时的一次事件。外贸部(商务部前身)一位姓莫的局长在国外任商务参赞时，购买了一台天文望远镜，望远镜通过香港进口时，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查扣。外贸部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怀疑这位局长“里通外国”，有意破坏。再查他的历史，解放前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在资源委员会所属的中国石油公司任职。他因此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关进公安部看守所。

    在一系列恐吓的审讯中，形成了“石油专案”，先后逮捕了大庆油田供应指挥部副指挥、原中国石油公司协理兼玉门油矿经理邹明，石油学院教授、原中国石油公司营业部副主任张英，水利部高级工程师、原中国石油公司代总经理郭可诠。这几位都是原资源委员会的得力干部，留学归来的专家学者。审查他们的矛头，就是对着资源委员会的前后任委员长翁文灏和孙越崎。

    护矿斗争

    我来时，专案组的工作已进行了一年多。当时，莫局长等人已被丢在一边。工作重点转向挖“潜伏特务”，许多留在内地的原中国石油公司职工被批斗。

    我参加了对邹明的讯问。他谈了玉门的护矿斗争。他说，玉门解放前夕，西北长官公署马步芳和油矿的国民党特别党部负责人要求将油矿、油厂炸掉撤走。他按照孙越崎指示，组织护矿。一是购买粮食、日用品，安定职工生活；二是组织护矿队，荷枪实弹对准国民党驻矿部队；三是封闭油矿、炼油厂，隐蔽机器。

    护矿斗争取得了胜利。1949年9月25日，解放军进驻玉门油矿。当时，矿上还积存粮食一万担，银元三十多万。

    “特嫌”孙越崎

    我们到唐山找孙越崎外调。

    孙越崎可谓中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开创者之一。1948年5月，孙越崎接替翁文灏出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当时，他属下121个总公司，上千个生产单位，职员3.2万人，生产的产品在全国占很大比重。

    孙越崎担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后，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员王寅生、季仲威有了联系。1948年10月，国民党社会部召开全国工业总工会成立大会，他借机召集各重要厂矿企业负责人，召开秘密会议，动员大家处变不惊，迎接解放。在孙越崎的领导下，除了去台湾省接收工矿企业的外，资委会人员全部留在了内地。1950年3月，孙越崎被蒋介石当局开除国民党党籍，并以叛党叛国罪受到通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越崎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1952年6月，他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担任总管理处第三副主任。文革中，他因“特嫌”的罪名，被隔离审查。

    我们问及玉门油矿时，他大谈应变的惊险和邹明的功劳，反问：哪来的“潜伏”？ 

    孙越崎98岁仍在反映问题

    1969年冬，我盘算着向毛泽东写信，说明石油专案是个假案。中央专案组“一办”的孙叔岱对我说：就你看出问题？你的信能送到毛主席手里？真糊涂！你干不了走人嘛，写申请去五七干校，离开是非之地。随后，我请求去了五七干校。

    “文革”之后，拨乱反正，需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

    解放后，资源委员会的“留用人员”，同其他的起义人员一样，大多遭到清算、整肃，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这些人及其家属要求孙越崎帮助平反和落实政策。

    80年代初，在孙越崎的不断“纠缠”下，有关部门曾想按起义来解决原资委会人员的问题，但一位当年进驻南京、80年代已是中央领导的老人说：资委会是我们接管的，不能算起义。后来罗青长有一次曾说，说这话是不了解内情，资委会是接受地下党的影响有组织的起义。既然有领导人不同意按起义落实政策，就来个折中办法“比照办理”。

    孙越崎不满足于仅仅“比照办理”。1991年10月24日，98岁的他致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最终，资源委员会人员中与中共地下党有接触的骨干人员，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参加革命一样对待，待遇高于起义人员。

    （《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13期 胡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