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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到底要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今天似乎已经失去了目标。我们的中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在把儿童往高考的独木桥上赶。大学教育多半成了一种职业培训。
凌绝岭：两位老师都长期接触本科阶段的学生，你们觉得12年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学子大体是什么模样？
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我们的基础教育为大学准备的生源，这20多年来相当部分都是些功利主义者，家长和社会，以及学子对自己的期许，都是“成功”。市面上充斥着成功学、成功秘籍之类的书，再就是一些“心灵鸡汤”之类的励志书和闲适书。
钱理群说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在进大学之前，各种教育就在做这方面的思想铺垫了——据说这些都是为了学生“好”，为了让他们“有出息”。从某种角度说，这并不是当代读书人堕落了，而是历来的常态，只是在旧时代有个以天子为代表的“天道”悬在那里，士大夫们还有个想头，还有清流和禄蠹之分。
家长普遍的想法是我的孩子将来出去弄不弄得着饭吃，找不找得到工作。这些当然是要考虑的，但除了这些，很少有人考虑你究竟要把孩子教育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中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在把儿童往高考的独木桥上赶。大学教育多半成了一种职业培训。有的连职业培训都不如，只站在那里做培训状，纯粹是为了混文凭。文凭是一个人受过教育的凭据了，到社会上要拿出你受过教育的证据，但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是需要考虑的。
家长们为什么崇拜“高考工厂”
凌绝岭：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高校扩招，在培养了很多大学生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对此，两位老师怎么看？今天回过头来，应该怎样反思这一教育改革？
项贤明（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不管怎么说，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本身是一个进步，这是一次文化权利的下移，正如当初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首开私人办学先河，都是顺应了历史进步的潮流。
具体到我国的高校扩招，我认为最大的失误是未能事先做好规划，未能明确哪些高校应当扩招，哪些可以不扩招甚至缩小规模，扩招扩多少，缩小的缩到什么程度。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扩招也就成了无的放矢的盲目扩大。最后的结局，各位都已见到，那就是国家给高等教育投入了大量经费，国家建设急需的人才，高校却没有培养出来或培养不足，国家建设不那么紧缺甚至过剩的人才却培养了很多。结果是国家花了一大笔钱，却给自己买来了招工难、就业难等大问题。
这样的改革经验教训，必须认真加以总结，以防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即便面对这样的情况，仍然不能因此就否定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历史进程，因为，一个清洁工拥有大学文学学位，能够阅读莎士比亚原著，能够写诗，这绝不能说是一种教育过剩。况且，我国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尚且任重道远，高等教育还要从大众化走向普及。唯有整体国民素质得到极大提高，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才真正取得了进步，中华民族才能赢得世界尊重。
凌绝岭：一直以来，各界对应试教育的批评都很多，政府也强调要搞好素质教育，但实际情况却是像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这样的高考工厂模式备受学生家长的青睐。两位老师认为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困境。
项贤明：应试教育的确是我国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关键：一是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我们一直集中进行高考制度改革，实际上，大学招生制度不改，高考改革的实效一定会大打折扣。唯有改革大学招生制度，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小学教学才会因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家长们也自然不会再崇拜“高考工厂”。
二是中小学教学理念、教学过程的改革。应试教育的问题出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仅靠改革高考和大学招生制度，肯定不能直指病灶。所以，要对基础教育管理工作者和教师的培养、培训等环节进行改革，把错误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纠正过来，让教育活动回归其本来目的。
邓晓芒：提倡素质教育能解决问题么？古代科举教育就是“素质教育”，书法、文笔、历史知识和文学素养等，都是“必修课”，但最终是为了做官。现在也是，虽然多了一些科技知识的教育，将来成名成家、当了工程师科学家以后，还是为仕途。这已经成为中国人几千年来所习惯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教育领域的问题。所以我对短期内改变这种状况不抱希望，可能还要一两百年。
大学毕业生为什么眼高手低
凌绝岭：我们的职业教育问题也不少。虽然中国有蓝翔技校这样知名度颇高的职业学校，但职业教育的发展却不乐观，而当下中国很多领域缺少的正是这种技艺型人才，两位老师对发展职业教育有没有什么建议？
项贤明：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分层，通俗地讲，就是进入职业教育轨道的青年人后来大都进入了社会底层。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再加大投入，包括搞什么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立交桥，设立职业教育研究生学位等，除了给进入职业教育学校的青年人多一两次逃离职业教育的机会外，都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如果我们通过立法，调整社会阶层利益，让职业教育学校毕业的学生在社会上能够获得很好的收入和很好的地位，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那么，根本问题就得到了解决，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也就有了希望。
邓晓芒：这个问题我没有特别好的建议。随着贵族精神的消失，平民精神也式微了，很多人都想凌驾于别人之上，而不甘于做人下人。于是，大学扩招给每个年轻人展示了一个诱人的前景，他们认为这是在这个社会中上升的唯一通道。以前平民百姓还相信“行行出状元”，“一招鲜，吃遍天”，现在靠一门技术立身几乎没有翻身的余地了。
其实，中国真正的职业学校不是蓝翔之类的技校，而是工科院校，甚至综合性大学也成了职业技术学校，不同的是它们教的不是具体操作，而是实验室的技术以及写“论文”的“技术”，另外它们还可以发标志身份的文凭，今后进国企、事业单位或者直接进入仕途，都有了起码的台阶。
凌绝岭：与此同时，很多用人单位觉得，各大高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多少有些眼高手低，这是不是说明现在的人才培养模式出现了问题？
邓晓芒：明朝政府治不了倭寇，清政府败于庚子、甲午，都是重政治（道德）而轻技术的先例。中国政治历来就是眼高手低：一个是抢占道德制高点，一个是大而化之，蔑视技术工作。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用这套模式教育大学生，不但在实际生产中导致不堪任用，而且一旦国家有事，这些人很可能空谈误国。即使满腔报国热情，也只有“闲来无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项贤明：这个问题恐怕还没那么简单。我认为，其中既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也有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因素，包括有些用人单位的观念需要更新。
实际上，大学本身不应当把就业当作其教育目的，而是要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勇于探索和创新的勇气、通过创新解决新问题的能力等。过于功利化的大学教育，不可能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道理很简单，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大学一年级学的知识或技能，可能还没等毕业就过时了。综合素养提高了，学习能力增强了，眼高手也高的人才也就培养出来了。
教育不平等背后，是人的不平等
凌绝岭：当下还有一个大问题是教育平等，这里面既有城乡的不平等，又有地域的不平等，而在现实中争议颇大的异地高考问题，似乎未见有解决的可能。对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邓老师有哪些建议？
邓晓芒：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表面的，就事论事地解决是不可能的。真正深层次的问题不是教育的不平等，而是人的不平等。由于人分三六九等，所以地域也分三六九等，城市和乡村，首都和地方，都不是单纯的地区等级，而是政治等级。
为什么大家都往北京跑？都往城里跑？因为那里是政治中心。权力资源带来了其他一切资源，包括教育资源。
凌绝岭：教育的不平等还体现在单个家庭的收入上，今天，一方面有钱人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从小读最好的学校，长大后接受国外教育，而另一方面，穷人甚至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个能读书的地方都困难（比如打工子弟学校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经验来缩小这种由家庭收入带来的不平等？
邓晓芒：在这方面国外经验没有参考价值。本来穷人就应该免费受教育，中国也规定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有时候名不副实。至于有钱人可以出国受教育，是无可指责的，有选择才有进步。
凌绝岭：应该讲，这些年不管是各种文件还是在媒体上，教育体制改革的宣示一直不绝于耳，但遗憾的是现实中的改革不仅进展缓慢，甚至在某些领域有了退步，造成这种局面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项贤明：关于教育改革的成败，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放眼世界，你会发现很少有某个国家的某次教育改革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当然，每个国家教育改革失败的原因因其国情而各不相同。就我国的教育改革而言，应当承认在不少问题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有些甚至可以说是长足的进步，譬如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一改革目标的初步实现。至于改革中遭遇的阻力、改革的迟滞乃至退步，其原因需要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同舟共进》2015年第3期 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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