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大区的台前幕后

    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新中国政坛发生一件大事：“五马进京”，即五大行政区首脑调入中央任职，包括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尤以高岗位高权重，统管全国经济，一度与刘少奇、周恩来并驾齐驱，故时人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始料未及的是，不到一年就爆发了“高饶事件”，“五马”之中二人落马，直接促成大区的彻底撤销，这一过程既按部就班，也惊心动魄。

    “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

    1952年4月18日，中央批准了华北行政委员会和华北事务部撤销的决议。原华北人民政府管辖范围就是北京及其周边省份，新中国成立后即归中央直属，此次撤销华北机构顺理成章。以此为标志，针对大区的一系列裁撤措施开始了。

    为什么要调整刚设立两年多的大行政区？新中国成立三年，经济基本恢复，要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全国一盘棋”，就要加强中央集权。

    经济建设是客观原因，从主观上说，“分散主义”苗头令毛泽东十分担忧。大区领导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极具个人权威；大区拥有立法权，对于中央制定的政策法规，并非都无条件贯彻执行。毛泽东认为，分散主义不仅地方上有，中央也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刘少奇负责组织人事和财经事务，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负责除军事以外几乎一切政务。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主张党政分开，党的方针政策要通过政府实施，因此政务院所属各部门工作，通常不向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请示汇报就推行。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

    将大区领导人调入中央任职则一举两得，既可以从地方收权，又可以分担刘少奇、周恩来的权责。 

    “五马进京”

    1952年7月，刘少奇批转《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来。”

    最先赴命的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因为周恩来和陈云8月将出访苏联，急需邓小平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主持工作。

    9月，习仲勋到岗，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副主任。习仲勋时年39岁，是“五马”中最年轻的。

    1952年10月8日，高岗进京，毛泽东对他的殷切盼望之情非比寻常。高岗在陕北根据地时就受到毛泽东赞赏，主政东北期间，高岗处处争先。在农业合作化和工会工作等问题上，当毛泽东与刘少奇有分歧，高岗都站在毛这一边。毛泽东对高岗信任有加。到北京后，高岗受命筹建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机构与政务院平行，中央所有工业和经济部门先后划归计委管理，堪称“经济内阁”。

    1953年1月邓子恢离开武汉举家入京，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邓子恢是“五马”中年龄最大的，长期从事农村工作，与富于工业经验的高岗搭档正好是一农一工。

    最后一个到位的是饶漱石，1953年春正式就职，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兼管工会、青年团、妇联工作。

    高饶事件促使大区最终撤销

    “五马进京”各就各位。至1953年2月，各大区相继撤销军政委员会，改为行政委员会。各地权力收归中央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央内部的统一和集权。

    1953年上半年，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机构和人事安排有了大幅度调整，八个全国主要工业部门划归给国家计委领导。这一安排改变了周恩来及政务院主管一切国家事务的局面，刘少奇负责的财经委员会工作也部分划归高岗。

    一时间，刘周高在中央呈三足鼎立之势。高岗行事高调，毛泽东的信任使他得意忘形，他多次向中央及地方的重要领导人透露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进行“私下串连”，在若干事件中对刘少奇间接发难。饶漱石恰好在同一时期与刘少奇发生一些争论和冲突，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其间穿插苏区干部与白区干部的矛盾，原华北局干部与其他地区干部的矛盾，“山头”政治影响党内团结。为阻止党内分裂的趋势，毛泽东发起对高饶的批判。

    对高饶两人的批判及他们个人的检讨中，都提到了被调来中央工作时，疑心是“调虎离山”，等于说他们在地方有占山为王之势。这对各大行政区都有敲山震虎的效果，各大区纷纷向中央表决心。中共中央党校党史博士范晓春总结道：“尽管‘高饶事件’不是导致大行政区撤销的直接原因，但它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54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了撤销大区的最终决议。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1954年年底，五大行政区先后撤销。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5期 李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