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夏衍的1975年

    “文革”进入1975年即第九个年头后的种种迹象表明，事态正在向暧昧复杂的方向发展，疾风骤雨后漫长的胶着期让人更加难熬。

    他（我的祖父夏衍）自1966年12月4日一个寒冷的凌晨，从家中被抓走以后，与世隔绝地被关押了起来，开始了8年零7个月的“牢狱之灾”。

    他是个文人，但有着从政的经验，同时还有着新闻记者的敏感，嗅出了1971年“林彪事件”后时局的变化。果然，第二年起，可以被允许规定时间内会见家属了。他用烧过的火柴头，在黄草纸上写下“不白之冤”四个字，悄悄从会见桌下塞给女儿沈宁。

    邓小平出来工作以后，与周恩来共同推动，陆续释放被长期关押的高级干部。1975年6月3日，他从“交通干校”转移至秦城监狱，待遇提高了，干扰也相对少了。他最为得意的是拆被面、洗被面、缝被子，自己全会做，那一刻的成就感让他不感觉自己是一个“损目折肢”的人。

    “1975年7月12日清晨，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即日解除‘监护’，于是我就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

    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切事出有因。源起于在江西丰城的林默涵在1975年6月17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表示希望“留在党内”。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信上批语：“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

    回到家，院落破败，房屋也被霸占。好在一家人安在，他写信告诉老友：“十年来第一次得到团聚，深有‘生还偶然遂’之感。”

    这十年间他总是被强迫着回忆自己的一生，反复的“认罪”。“从来不知道疲劳的我，现在已经是体残心惫的老人了”，这是他回到家后的一再感叹。阴云未散、风烛残年、盖棺不可定论，他又一次写了一遍《我的家史》。这次跟以前任何一次的“交代”都不同，他准备留给家人。他坚信：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

    8月26日，他在“结论”上签字。结论要点为：“犯有路线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恢复组织生活，补发监护、审查时期停发的工资，由外交部养。”

    1975年，我的祖父夏衍从地狱回到了人间，那一年，他刚好75岁。

    （《文汇报》2.6 沈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