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文人不自由

    民国初年某天，在北京的胡适博士，突然接到爱新觉罗·溥仪的一通电话。其实，博士很明白，此时的溥仪，只是被革命政府推翻的逊帝，已非统治大清王朝的真命天子。可逊帝也是帝，所以接到溥仪的电话，他还是受宠若惊，不知所措。

    胡适在1922年5月30日的日记里，欣欣然地记道：“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

    从鲁迅调侃他的文章里读到，好像有人问过，你见到逊帝，是不是跪下来磕头呢？好像还有人问过，你见到逊帝，是不是向他宣讲杜威主义呢？他笑而不答。这种无声胜似有言的表情，显然是胡适对这次逊帝的召见有点喜出望外，使他血管里流动着的那种文人的御用情结，得到了大满足，大享受。

    中国文人，不用招呼，很容易地就蚁附于权力的周围，不用张罗，很迅速地就集于长官身边，也是不由分说。但是，得到什么时，同时也要付出一些什么时的那种灵与肉的交易，乃是人类社会最最简单，也是最最原始的契约关系啊！但遗憾的是，却未必是处于这个过程中的人，能够始终清醒意识到的。

    近人陈寅恪有诗云：“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此语诚然。

    （《中老年时报》1.7 李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