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校进入村庄不过百余年历史。从村庄的层面上看,学校是村庄的文化中心,是村庄文化传承的纽带,学校与村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得益彰。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这一场景已经悄然改变。
从2001年开始,税费改革规范了农村收费行为,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三农”问题,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因取消了作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源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同时国家教育投入机制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导致农村教育经费不足,办学条件难以保障。在这种政策环境下,通过中小学布局调整集中办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财政压力,成为政府的一种自然选择。当然这种选择也是建立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农村学校规模一再缩小、生源一再减少的客观现实基础上的。
由于位于村庄里的学校被撤并,在家门口读书成为奢望,村里的孩子不得不去较远的学校读书,有调查表明,撤校后学生上学距离平均增加4.05公里,上学路程普遍变远,造成交通安全隐患和教育成本的增加。一些稍有经济基础的农户为追求更便利的条件、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而选择“陪读”或举家“外出求学”,由于学生转移而引发农村家庭迁移。当然,村民外迁并不单单是因为教育因素,但教育往往是其中可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学校消失,村庄的文化高地不在,村庄文化脉络的维系受到了影响;青壮年、青少年长期“不在场”,对村庄的疏离感逐渐增强,村庄后继乏人,绵延千百年的村庄文化面临传承及拓展危机。
面对当前村庄不断消亡,需要重新思考村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学校作为村庄的文化高地,不仅具有保存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天然优势,同时也具有培育与传播现代新兴文化的内在功能,因此应着力调动、激发学校的文化功能,充分重视学校在村庄文化重构中的作用。
(《学习时报》1.12 张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