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先生曾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狭义的、广义的、深义的。狭义指的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广义指的是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东西。而深义文化,周先生说:在狭义文化的某几个不同领域,或者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亦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有特征的东西。
举日本文化为例,他认为日本深义的文化的特质是“苦涩”“闲寂”。具体表现是简单、质朴、纤细、含蓄、古雅、引而不发、不事雕饰等。我觉得,他列举的这一些现象基本上都属于民族心理状态以及生活情趣的范畴。把这个观察应用到中华民族文化上,会得到什么结果呢?
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
陈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的那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苦,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完全是对立的。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这一点,中国不少学者是感觉到了的。我只举几个例子。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把文化的重点放在人伦关系上,解决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
冯友兰先生说:“基督教文化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佛教讲的大部分是人死后的事,如地狱、轮回等,这是‘鬼学’,讲的是鬼;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人学’,注重的是人。”
庞朴先生说:“假如说希腊人注意人与物的关系,中东地区则注意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是注意人与人的关系,我们的文化的特点是更多地考虑社会问题,非常重视现实的人生。”
事实上,孔子就是这种意见的代表者。“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
我在上面的论述,只是想说明一点:我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在或者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上的,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
(《风物长宜放眼量》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