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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惠河诞生之前
中国的大运河在历史上大体可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浙东大运河时期，当时运河的开凿部分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和北京关系不大。
第二阶段在隋炀帝统治初期，即隋唐大运河时期。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记》）大业六年（610年），又开凿江南运河，至现镇江达杭州，向北则与永济渠相接。（据《北京志·地质矿产水利气象志·水利志》）。大运河与北京发生关联，则是隋炀帝在庞大的运河开凿的系统工程中，只是把其中的一条人工河渠——永济渠引到了北京境内。
距隋炀帝接通永济渠的时间过去了近700年，北京成为了帝王之都。此时，帝都需要大量的物资，驻扎北部边境军队也需要大量的粮食和其他作战物资，仅靠北京湾及周边州县的物产和供给，是远远不够的。
元世祖忽必烈于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下令修建和整治南北运河的各段。于是，大运河迎来了她的第三个阶段，即京杭大运河时期。这时，北京才正式确立了在中国运河体系中的地位。
开凿通惠河
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从任城（济宁市）至须城（东平县）安山，开通了济州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从安山经寿张至临清，开通了会通河；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南自杭州，北至天津，大运河基本贯通。此时，源源不断的物资从南方“漂”到了通州，加上从海路运来的数量不菲的漕粮，都统统堆积到了通州，可那时坝河的运输能力少则30万担，多则50万担，其余数百万担物资只能走40余里旱路进京。除占用大量的畜力、人力之外，如遇雨季，道路泥泞、“驴畜死者不可胜计”，运输效率则更为低下。至此，人们不得不寻找一条合适的水道，来解决这最后四十里的“瓶颈”问题。
在巡察了大都的水资源状况和周围地形特点后，郭守敬提出了修建通惠河的规划，总体建议是扩大上源，引白浮瓮山河入积水潭，经玉河南折，接闸河，打通大都城海子和通州白河的水路交通。忽必烈极为重视，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命丞相以下的朝臣全体“亲操畚锸”到开河工地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秋，工程全线竣工，漕船可以从三千里之外的杭州直达“海子”（现积水潭）码头。那时的“海子”堪称烟波浩淼，水天一色，漕船密密麻麻几乎遮蔽了“海子”的水面。从上都归来的忽必烈，看到如此盛况，大喜过望，命名这条人工河道为“通惠河”。
各时代的通惠河
元代的通惠河上自昌平县白浮泉，下至通州李二寺（里二泗）河口，全长一百六十四里，大体分为四部分。
一是引导温榆河上游诸泉的白浮瓮山河引水工程。起自白浮泉（今昌平区白浮村北，北龙山下）至瓮山泊（今昆明湖）长约六十里。因元末明初几十年间无人维护，这条引水渠便完全湮废了。直到今天也无任何遗迹可循。
二是扩建瓮山泊为通惠河的调节水库。修通惠河时，在瓮山泊进水口、出水口处都建了水闸，便于对水流形成控制，清乾隆时期又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昆明湖成了通惠河的唯一水源水库。
三是在通航河道上修建闸坝工程。元代通惠河自瓮山泊以下，沿今长河入积水潭。然后从今鼓楼南面的万宁桥（俗称后门桥）下流出，经过东不压桥、北河沿、南河沿，过正义路东南行，经船板胡同、北京站，出东便门，接闸河至通州入白河（今北运河）。由于北京地面坡降过陡，水流无法缓流，为了“节水行舟”，郭守敬在沿河上下，每10里设船闸一处，共建船闸11处，24座。通惠河初建，均为木闸，元至大四年（1311年）开始将木闸改建为砖石闸。但这些漕闸除元末废弃西城闸之外，均于明代废弃。如今只有万寿寺东面的广源闸遗址和平津闸遗址还能依稀看到当年通惠河上这些闸门的建筑样式。如果现在从北河沿起，经正义路口、台基厂二条，再南拐船板胡同骑行，绝少人会想到自己是在运河故道上行走。
到明代，由于白河河道的变化与通惠河部分河道的淤塞，明代巡仓御史吴仲将漕运码头设在了通州的张家湾，东便门外修大通桥，向北引支流至东直门。通惠河与白河中间建石坝，漕粮需经人工搬运到通惠河的驳船后才可以运入京师。
清代，扩大上源，修闸、建坝，多次整治通惠河。至今在植物园曹雪芹故居西侧还可见“河墙烟柳”遗迹。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现代海运和铁路兴起，漕运日衰，于第二年贡粮改征纹银，通惠河漕运遂中止，并逐渐成为城市排水河道。
民国以来通惠河还是北京城的旅游行船的河道。最著名的是东便门至二闸（即庆丰闸）“泛舟”，成为当时北京平民最向往的游乐场所。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通惠河进行多次治理。1958年，在高碑店村建新拦河闸即高碑店闸，1978改建，新闸位于旧闸之北。1993年3月开始，通惠河开始了全面治理。两岸修建了污水截流管道，污水从此不再进入通惠河。
（《北京日报》2014.12.23 郭晓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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