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法院后，中国死刑案件的最终决定程序就完全改变了。业内人士普遍估计，现在每年的死刑人数已经大幅削减，“和2007年以前相比，全国（每年）的（死刑）数字减少可能超过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减少了）将近一半。”
不挂牌的“死刑复核大楼”
北京东城区北花市大街9号，一座10多层的建筑，就是最高法院的第二办公区，俗称“死刑复核大楼”。
2007年收回死刑复核权后，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由两个增为五个，全部移到了这里。五个庭的管辖范围，采取地域和类型相结合的原则。刑一、三、四、五庭的死刑复核案件，基本按照省份分配到“大合议庭”中。刑二庭主要按照类型管辖，负责全国范围内的职务犯罪、军事犯罪、涉港澳台和涉外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以及新疆的案件。
一位接近该庭的人士介绍，由于近年来暴恐案件增多，加上十八大以后重大职务犯罪多发，2014年开始，原本归刑二庭专门管辖的经济犯罪案件被分配到了其他四个庭，内部专事职务犯罪的“大合议庭”，也由一个增加到了三个。
39%的案件要补查
办案的合议庭由包括审判长在内的三名法官组成，其中一人担任承办人。当前制度下，他们主要的工作方式是阅卷。
“工作压力很大，加班是常态。”一位法官说，一拿到案子，承办人要把所有案卷都看一遍，发现问题的，要给原审法院或公安机关发函，要求补查并作出说明，必要时自己也要亲自去查——有时对方不配合，明明存在的证据说查不到，也怕下面造假。2013年报到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案件，需要进行证据补查的达到了39%。
有的案件，补查后依然存在疑点，那么案件就有可能不核准，被告人也就因此暂时保住性命。
法官们除了阅卷和调查，还要提讯被告人。提讯可以当面，也可通过视频。一位法官说，如果阅卷过程中发现的疑点较多，他都要出差，当面提讯。只有案件比较清楚时才视频提讯。但为了避免给当地增加接待负担，无论补查还是提讯，都尽量少去，凑几个案子去一趟。
一看证据，二看政策
据多位最高法院法官介绍，死刑复核阶段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证据，二是政策。前者关注犯罪是否构成，后者考虑罪行是否至死。
最高法院在两方面的标准都更严格。不予核准的压力，也促使地方法院调整适应，一些不符合标准的案子，不再判处死刑。
一位曾在最高法院工作过的高级法官介绍，死刑核准权刚收回的几年，不核准率相对较高，大约15%，现在不足10%。2007年，死刑缓期执行数字首次超过死刑立即执行。
法官们介绍，和证据存疑的案件相比，对政策的考虑存在一定弹性。一些案件如果处于两可之间，被害人家属的态度就显得非常关键。被告人一方积极赔偿，获得谅解，就可能保住一命。
也有没能保住命的，比如药家鑫。“他是在警方完全没有掌握到线索的情况下，由父母带着来自首的。按照最高法院的标准可以不杀的。但没办法，舆论太厉害了。以后碰到类似案子，判起来会很被动。”一位最高法院法官说。
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原本一边倒的社会舆论有过反思。生死判官们的体会最直接——杀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时还会导致仇恨向下一代蔓延。“像云南的毒品案件，有些是一家人共同作案，数量又非常大，按照法律可以都杀的，但我们一般至少留一个。否则他们的亲人朋友会觉得你太绝情，斩尽杀绝，反而影响稳定。”一位法官说。
另一位法官则用诗词表达了类似情感：“杀以止杀非所愿，刑期无刑是目的。盼何日，神州尽舜尧，我辈歇。”
（《南方周末》10.16 任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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