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已经过时,新时期的研究应对中国近代史重新认识,重新书写。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正确认识改革前后的“两个30年”,强调两者是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其本质都是我党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这种辩证的观点,对于我们正确对待近代史研究中的“两个30年”,有重要指导意义。
两个时期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是统一的,不应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二者的关系不是“对与错”“是与非”的关系,而是薪火相传,体现了学术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新时期的近代史研究判然有别于前期,但同时也应看到,后期的发展绝非横空出世,它是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再出发。
当然,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近代史实际上在不断地改写。但从本质的规定上说,改写不是重写,前者追求完善,后者是要颠覆重来。尽管我们对于近代史的既有认识还存在许多不足,甚至错误,需要不断加以完善;但我们也必须坚信,经几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既有认识与本质把握: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它构成了近代史的脊梁,这并没有错,也是不可能颠覆的。颠覆了这个本质认识,所谓“重写”就成了倒退。
记 者:当下存在这样一股潮流或风气,如试图为一些近代历史人物翻案,试图套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的一些历史事件,严重混淆视听。作为中国的史学者,应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推进近代史研究?
郑师渠:现在的一种倾向是,对于前30年的近代史研究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这不是客观和科学的态度。我以为,前期学者至少有两点是做得好的,值得今天借鉴。
其一,坚持唯物史观。许多学者诚心诚意地潜心钻研过马克思主义著作,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他们坚持唯物史观取得了杰出学术成就,说明唯物史观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容轻忽。唯物史观不是封闭的,它与我们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各种新的理论并不矛盾。何兹全先生生前曾强调说:马克思主义现在之所以被人误解,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原先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解不完全正确;二是一些人本身做得不好,连累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何先生的话值得深思。
其二,治学严谨。当年学者的生活与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但这也造就了他们归心学术、淡泊自持的品格和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范文澜先生“板凳不怕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字空”的名言,是其真实写照。反观今日,少数人并未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却勇于一味否定;热衷于做翻案文章,先是肯定改良否定革命,后则连改良与革命都否定,复转而抬高清政府与袁世凯。这不是什么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10.15 张清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