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世纪“东学西渐”的启示
郑朝红在2014年第5期《贵州社会科学》上说,16-18世纪中国文化的被“走出去”对当今中国有着重要启示。第一,强大的国力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前提。第二,传播者的高素质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文化输出人才既需精通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要旨,还要熟谙国际通用语或者文化输出地区语言,深入了解文化输出地区的风俗习惯,并能汇通两种文化,才能将中国文化成功译介到异文化地区。第三,西方社会的需求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契机。欧洲思想界热衷于科举制度、御史监察制度的讨论与引进,与欧洲启蒙的需求有密切联系。
“剩女”话语是否具有真实性
周妍、张文祥在2014年第6期《中州学刊》上说,“剩女”话语并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与“剩女”话语的火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社会处于绝对剩余地位的“剩男”却不被媒体关注。“剩女”话语的建构和传播体现着男性媒介话语权的运作,从诞生起就带有贬义色彩。“剩女”的出现突破了传统文化赋予女性的社会角色,她们中的很多人凭借自身的优秀拥有了可以与男性比肩的地位和实力,直接挑战了男权中心主义的权威,将这些威胁自己利益的女性群体“妖魔化”不仅成为掌控媒介话语权的主流男性的选择,还是很多具有大男子主义的男性受众热衷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