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近年来的“中国威胁论”起源于西方人对非西方文明的误解。他们把中国的变革和发展纳入到西方曾经经历过的“发展阶段”中去，以此论证中国崛起后必然像他们自己过去那样殖民、扩张和称霸。他们认为，人类文明只可能有一条发展道路，也就是他们已经走过的道路。

    其实并非如此。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和宋元时期的贸易大港泉州的历史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唐太宗开启的大唐盛世在文化上显示出的开放和包容态势

    例如，在艺术领域，隋朝的九部乐到唐朝增为十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不仅包含汉族乐舞和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乐舞，而且包含印度、缅甸、柬埔寨等许多外国乐舞。对外来音乐的喜爱从宫廷、贵族传到城市居民各个阶层，所谓“洛阳家家学胡乐”，成了一种时尚。传为唐玄宗游月宫回来创作的《霓裳羽衣曲》，其实是来自西凉的《婆罗门曲》，经唐玄宗改编而成，因此应该看作是汉乐和胡乐融合而成的一项艺术成果。

    在宗教领域，唐王朝也采取开放的、包容的政策。例如，从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到了唐代已融入中国的文化与社会。此外，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也是在唐太宗的时候，那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叫聂斯脱利派（景教）。当时唐朝的外来宗教还有祆教和摩尼教。

    由于大唐帝国在文化上的开放包容，当时长安成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国际性大都会，从世界各地来的外交使节、商人和留学生挤满了长安。长安的鸿胪寺接待过七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而且他们大多率领着庞大的外交使团，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

    当时的长安城中“胡服”盛行，胡风弥漫。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在长安等地开了许多酒店、珠宝店、杂器店。胡商经营的酒店中有西域名酒（如高昌产的葡萄酒、波斯产的三勒浆以及龙膏酒等），还有富有异国情调的胡姬当垆。胡姬是来自中亚、西亚的女子，能歌善舞。到胡姬酒店中饮酒聚会成了一时风尚。李白的诗中常有这一类的记载，如“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前有樽酒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之二）。这种胡风、胡俗的盛行，显示出一种蓬勃的朝气和青春的旋律，正是学者们盛赞的盛唐气象的一个特色。

    宋元时期的贸易大港泉州堪称中华文明开放性和伟大包容性的一个典型

    泉州（古名“刺桐”）在唐代就是中国四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宋元两代进入全盛时期。当时到过泉州的一位犹太商人曾经这样记录当时泉州的情形：在这个繁华的贸易港口城市，人们看到的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局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寺庙、街道、旅馆、库房”，“他们既不像刺桐人那样吃东西，也不遵循他们的习俗习惯，每种民族的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位犹太商人还特别强调，“所有人都被允许按照自己的信仰来行事，因为他们的观念认为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自己灵魂的拯救。”

    当时的泉州除了犹太人，还生活着大量的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他们多数经商，但也有的担任官职，还有不少人与泉州人成婚。他们在这个地区自由传播他们的宗教文化。泉州涂门街的清静寺就是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创建的。这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基督教也在这里传播。佛教很早就传到泉州。最有名的寺庙是始建于唐武则天年间的开元寺。开元寺集中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除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艺术外，还有印度教题材和风格的石柱，西亚风格的狮子浮雕，欧洲风格的有翼天使式的飞天。

    宋元时期泉州的文化多元并存局面，促使不同信仰、风俗之间出现一种互相影响和互相融通的趋势。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一些墓葬石刻可以看到，有的信徒信仰伊斯兰教，同时也信仰佛教。有的基督教徒的碑文完全依据儒家礼仪的规定撰写。有的基督教徒的墓碑上既刻有天使、十字架，也刻有佛教的“华盖”、莲花。有的基督教徒的墓碑上还刻有伊斯兰教的标志“云月”。

    总之，泉州出土的大量须弥式石墓“混合了印度、波斯、希腊、大夏、安息、罗马和中国的不同文化因素”。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在泉州混合并存的证明，是一个文化上的奇观。

    历史上中华文明处于强盛时期的这种开放性和伟大包容性，为我们观察和思考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新的眼光、新的思维框架。就是说，不同文明之间，不是必然互相仇视，互相冲突，而是有另外一种可能，可以和平共存，甚至可以互相吸收、互相融合。

    （《北京日报》7.21 叶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