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几大疑虑的回答

    疑问1：市场经济鼓励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集体本位”的基础之上，这是否表明马克思主义因排斥个人利益而不合时宜？

    马克思既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也认为“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开放，既是一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运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辩证思想的回归。市场原教旨主义正在摧毁人性，当连一些西方学者都主张对肆无忌惮的个人利益至上进行制约时，难道中国人反而应该放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中的个人本位主义的批判立场吗？我们不能纵容市场原教旨主义在个人利益至上的名义下摧毁人性，必须辩证地看待市场经济时期的个人利益，在张扬与限制之间保持张力。

    疑问2：许多人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视为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显然是与这些价值观念有区别的，这是不是表明马克思主义因在价值观上“独树一帜”而丧失了指导意义？

    西方国家口头上奉行“普世价值”，实际上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当一些美国学者都承认美国实际上奉行“本国贫困儿童必须救助，别国的儿童可以杀害”时，谈何“普世价值”？所有的冠冕堂皇，只是意味着西方的政客习惯于用道义性来掩盖自己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承认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一种价值追求要产生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必然反映文明的前进趋势、能有效地推动社会前进，必然反映人性的道义要求，必然具有强大的思想吸收功能。马克思主义本身即是。我们要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不要西方政客的所谓“普世价值”。

    疑问3：阶级斗争理论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一根主线，这是不是表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革命时代具有历史必然性，而到了建设时期它已失去了时效性？

    说马克思主义仅仅是“革命理论”，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实际上，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革命，却不能指导建设，这种观点首先暗含着一种革命和建设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是对革命和建设之关系的简单化的、僵死的、偏颇的理解。“破旧”与“立新”是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两面，“建设一个新世界”是革命的落脚点，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最后的斗争”是为了消灭阶级，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一个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最具说服力的建设性成就。只要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僵化体系，就会坚信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上打天下”的理论，而且也是“马下治天下”的理论。

    疑问4：中国目前强调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弘扬，这是不是意味着既然选择了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就要放弃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马克思主义集西方文明之大成，又在苏俄和中国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文明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并有效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实现对西方文明的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固然不能成为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但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资源、工具或营养，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个构成要素。

    疑问5：中国改革以来实施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路线政策似乎同马克思主义原先所批评的资本主义相接近，这是不是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无缘、而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更不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90多年探索和奋斗的结晶，具有其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模式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是有自己的底线的，底线之一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指导思想地位不容放弃。事实非常清楚，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既有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成份，也有值得借鉴的西方思潮的因素，但主要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

    (《北京日报》5.26  陈学明 黄力之 吴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