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鲜为人知的外事活动

    革命战争年代，朱德不仅战功显赫，声名远扬，还与史沫特莱、史迪威等国际友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朱德不顾近70岁的高龄，开始了频繁的外事活动，最长的一次出访竟达114天。

    为史沫特莱题写墓碑

    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林中，矗立着一块青灰色的大理石碑。碑上镌刻着：

    “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朱德1951年2月16日”

    早在1929年，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作为《法兰克福报》的记者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她写的介绍旧中国和红军的两本书在国际上引起极大的震动。1937年1月，在丁玲的陪伴下，史沫特莱从上海风尘仆仆地赶到延安。抵达的当天晚上，她迫不急待地采访了朱德。

    史沫特莱在采访了许多传奇人物之后，还是决定要撰写朱德的传记。在史沫特莱的一再要求下，朱德答应了向她“吹一吹”自己的往事。朱德终日忙碌，因此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与史沫特莱交谈，而且每个星期只能抽出两三个晚上。

    与朱德的一次次交谈，使史沫特莱得到思想启迪，领悟到深刻的道理。

    1941年，史沫特莱因病返回美国治疗。但她仍渴望回到中国，希望恢复自1937年中断的与朱德的谈话。但是，由于身体等多方面的原因，终未成行。

    1945年夏天，史沫特莱开始撰写朱德的生平传记。为了使写作素材更加翔实，她又写信给朱德索取资料。8个月后，她终于收到了朱德的来信及资料。

    史沫特莱的一些报道和演讲，引起了美国国内反共的麦卡锡主义者的仇视。从1947年到1949年，她不断受到盯梢、诬陷，迫使她不得不经常变换住所。然而，在冷战年代的艰难环境中，她没有放弃预定的目标，终于在1949年1月完成了朱德传记的第一卷初稿，书名定为《伟大的道路》。2月，联邦调查局指控她是“苏联间谍”，进一步加剧了对她的迫害，《伟大的道路》的出版也遭到阻挠。这年10月，当她从广播中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时，兴奋不已，难以抑制的喜悦使她决意再赴中国。

    然而，长期贫困的生活和精神的抑郁，使她患了胃癌，不得不住进牛津的一家医院治疗。1950年5月6日，因手术无效，史沫特莱永远地闭上了她的双眼，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1951年5月6日，正是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祭日，朱德遵从史沫特莱的遗愿，将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956年和1969年，《伟大的道路》英文、中文版相继问世，成了朱德与史沫特莱深厚友情的见证。

    时间最长的一次出访

    1955年12月10日，朱德率团前去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参加民主德国总统皮克80寿辰庆典，并对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进行友好访问。考虑到朱德年事已高，离京时已度过69岁生日，中央决定朱德出访七国一律乘坐火车。

    12月21日，朱德一行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在当地的活动结束后，1956年元旦，他抵达阔别了30年的柏林。朱德曾于1922年10月至1925年7月在德国留学。

    1月13日，朱德率团前往匈牙利，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

    1月17日，他又率团到达捷克斯洛伐克。

    鉴于朱德及代表团成员一个多月来不停地参观访问，中央担心朱德过度疲劳，建议在捷克休息数日。捷方邀请代表团前往休养地卡罗维瓦利温泉区度假。卡罗维瓦利仅有3万常住人口，马克思晚年曾在这里休养过。曾在1945年到过延安援助过抗战的捷克牙科女医生罗别愁得知代表团来访，专程赶来看望朱德和代表团成员聂荣臻、刘澜涛。朱德还应捷国家电视中心站的邀请，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作电视广播演说。

    1月29日，朱德一行乘火车前往波兰首都华沙。抵达华沙后，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巴托尔先进入车厢，告知外边天气很冷，建议朱德在车站发表讲话时只讲开头一两句和结尾的几句，中间不讲，由翻译照读讲稿译文。朱德表示同意。两位领导人致词时，天上飘着雪花，天气冷得厉害，翻译骆亦粟在麦克风前读稿时两颊冻僵，舌头也发硬了。站台上的欢迎群众两脚不停地活动，也冻得够呛。

    对波兰的5天访问结束后，朱德率代表团乘坐专列，于2月4日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

    在莫斯科期间，接到国内通知，中共中央组成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团，由朱德担任团长，团员有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这样，聂荣臻、刘澜涛等先回国，朱德继续留下，率团参加2月14日至25日苏共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后，朱德又到苏联南方的高加索等地区访问。他前后在苏联共停留了40多天。

    回国途中，他又应蒙古国的邀请，在蒙古进行了3天访问。

    1956年4月2日晚9点，朱德率代表团回到了阔别114天的首都北京。

    (《湘潮》2014年5月上半月刊 尹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