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安全机制需要突破桎梏

    2014年春夏之交的亚洲，空气中荡漾着躁动不安的情绪，“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召开。

    亚洲地区安全机制的缺乏，在二战以后已经是常态，但是近期地区局势的变化迅速提升了对有效国际协调机制的需求。一方面，美国在亚洲腹地发动的两场战争即将结束，美国和北约军事力量从阿富汗全面撤出已是定局，亚洲太平洋地区将成为其全球战略的新聚焦点。另一方面，亚洲经济虽然仍然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极，但是亚洲国家间的差距和国家内部的差距在冷战后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也在不断扩大。由此引发的国家内部矛盾冲突和国家间矛盾冲突,都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而且国内矛盾转换和诱发国际冲突的频率也在上升。

    在这几重矛盾冲突背后更本质的是互为因果、互相纠缠的两股力量：冷战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和日益升级的民族主义倾向。近期中国和日本、越南、菲律宾之间由历史遗留的海疆权益冲突有所升级，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都不难听到种种对崛起中中国的非议。这种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微妙关系,也进一步推动了对巨变中亚洲的国际协调机制的需求。

    本次亚信峰会上中国主导推动的“亚洲新安全观”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基本原则，这些是具备普世性吸引力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如何能生发出更有力的理念和具体政策，还有很多开拓性的工作需要做。

    亚洲内部多文明的悠长历史和丰富的多样性,为寻找非西方、非霸权基础上的合作发展安全观念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但是现实也为不同国家间寻找共识制造了不小的障碍。如今，关于亚洲安全机制的讨论，需要突破新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桎梏，才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如此复杂多样的亚洲社会里，形成一种不落“俗套”的区域关系。

    （《新民周刊》2014年第20期 张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