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密”

    “豪密”之产生

    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工作是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时开始筹建的。据当事人回忆：“1928年初夏的一天，‘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的秘书长阿勃拉莫索要我通知一些人去见他。”“他对我们说，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共代表团的要求，第三国际的支持，决定派你们几个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这是绝对保密的事，跟任何人都不能讲。”（毛齐华：《我党早期的地下电台》）这第一批共6人参加的是“国际无线电训练班”，不久，又有4人参加了“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的学习。

    1928年10月，周恩来回到上海后立即组建和扩大了无线电技术队伍。1929年秋，上海建立了第一部地下无线电台，同年12月又在香港建立了另一部电台。上海党中央与百色起义部队的联络就由香港台转达。1930年10月，在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的骨干相继回国，红军的“空军”队伍迅速壮大。

    然而，就在这蓬勃发展之时，香港台被破坏。为了避免重蹈如此凶险的覆辙，“豪密”应运而生。

    最早公开撰文提出“豪密”的是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并长期担任过中央机要局局长职务的李质忠。他于1991年在《党的文献》上发表了题为《周恩来对党的机要工作的贡献》的回忆文章，其中提到：“为了确保党的核心机密不致被敌人破获，周恩来于1931年在上海亲自编制了一个密码，取名×密。红军用这套密码同上海党中央、总司令部和各兵团司令部的机密电报。”“1931年3月，任弼时携带×密，从上海出发，经香港，于4月和顾作霖、王稼祥一道，到达江西瑞金苏区中央局。自此，苏区中央局便使用×密，于1931年9月开始与在上海的党中央联系。”这篇文章中虽然罕见地用了个叉，但明明白白就是指“豪密”。

    “豪密”之试解

    在1994年《党的文献》所刊登的文章中，有一封周恩来和林育英于1936年5月18日联名致张国焘的电报，其中提出：“关于二、六军团方面的情报，可否你方担任供给，请将与其通报密码之书名第几本与报首及页行字数加注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杨瑞广：《任弼时力促三军大会师》，《党的文献》1994年第2期）这份电报的背景是中共中央当时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二方面军失去了联络，因此周恩来就向张国焘索要与二方面军的电台联系密码。电报清楚表明密码由两部分组成：书名与册码；页码、行数与字序。这就是说通报双方各持一本相同的书，发报内容只要注明某页、某行与第几个字，收报方就能按图索骥找出书中单个的字组成电报内容。这样的密码无从破译，因为电报本身就是个密码，其内容只是简单的数字索引。

    有文章说任弼时前往中央苏区时化装成牧师，“豪密”就被他夹在随身携带的《圣经》中。《圣经》在牧师手中显然最为自然和安全，不过现在看来那本《圣经》不可能夹带“豪密”，因为其本身就是“豪密”，而且由于厚重所以很可能被拆分成多册，编上序列号后使用，既方便还更保密，真所谓又简单又深邃。因此可以推测，“豪密”最初的原版有可能是《圣经》。

    “豪密”之发明

    “豪密”以周恩来的代号命名，但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周恩来的个人发明。理由起码有六：

    一是李强与张沈川最早参与中共中央无线电通讯的筹建，但他俩的回忆录中从未提起周恩来设计过密码。二是1930年3月与10月分别从苏联回沪的主要技术骨干涂作潮与毛齐华的回忆录中也都没有提及关于密码的研制。三是前述回忆“豪密”者均是后来的使用人，又无提供任何具体的事实依据，很可能只是口口相传。四是“豪密”在香港台破坏后三个月不仅研制成功竟然还未经试用就直接用于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间的通讯，如此仓促草率完全不合周恩来的谨慎作风。五是周恩来组织多批人马在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却从不涉及无线电技术之魂的密码编制，似乎对自己届时就能发明无人可以破译的密码胸有成竹。这种现象完全不合逻辑，更不合周恩来一贯的周密作风，除非早已知道无线电通信建立后密码不是问题。六是1930年共产国际已经在上海建立了大功率电台，上海中央台就是通过该台与苏联建立联络。因此，共产国际即使为了自身的安全，也必须为中央台解决密码这一无线电通信的核心技术。

    由此可见，“豪密”的及时出现，不能排除是周恩来把苏联无线电通信的经验与技术中国化的可能，因此，以周恩来的代号来命名也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但是否是周恩来发明的，并不能完全确定。

    （《北京日报》2.17陆旸 孙果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