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东方红》是由陕北民歌《骑白马》（也有人叫《白马调》）改编而成的。所谓“改编”，实际上就是重写新词，调子一点也没变。《骑白马》也有不同的版本，我打小听过的最经典的词是这样的：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有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嗨吆），土里生来土里烂。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嗨吆），打日本也顾不上。
……
根据歌词很容易判断，这首歌是流传在抗战时期的。词写得最好的当然是第一段，表达了一种生死相依的爱情。在《骑白马》之前，这首歌还有一个版本叫《麻油灯》（一说是《煤油灯》），原词是这样的：
麻油灯，亮又明，芝麻油烩些价白菜心。红豆角角双抽筋（呼嗨吆），谁也不能卖良心。
蓝格莹莹的天上飘来一疙瘩瘩云，三哥哥今天要出远门。刮风下雨响雷声（呼嗨吆），倒叫妹妹我不放心。
你要走，我不叫你走，一把拉定了哥哥的手。走三步来呀退两步（呼嗨吆），咱二人没盛够。
如果不听曲子，单看歌词，人们很难把它和《东方红》联系起来。这样一支哀婉动人的民间小调，怎么会变成庄严肃穆的颂曲呢？这得归功于一个人。
这个人叫李有源，是佳县城北张家庄的一位普通农民，平时爱红火，善表演，能即兴编写秧歌词和快板。1942年春节，邻村屈家庄有支秧歌队进城，伞头屈士才唱了一支秧歌，引起了他的注意。其中两句是：“毛主席好比一盏灯，照得全家明又明。”他觉得好是好，但还是少了点什么。他下决心要编个更好的。
这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李有源早早起来，担着一副粪担进城——陕北农民冬闲时有沿路拾粪的习惯。快到县城时，看见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照得漫山遍野红彤彤的。想起前几天到县里办事，县委秘书兰川升的本子上写着“东方红”三个字，今天不就是“东方红”吗？毛主席不就是那轮红太阳吗？四句秧歌词脱口而出：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夜里回家，李有源想起白天编的秧歌词，心情激动，就用笔写在麻纸上。唱了几遍觉得很满意。可一想，秧歌词再好，一年才能唱一次，因为只有过年才闹秧歌。如果配上民歌调子，就随时随地能唱了。于是，他就把这四句词套在当时已流行开的《白马调》上——《东方红》就这样诞生了。写成后，他把歌词交给侄子李增正，李增正有一副好嗓子，第二年春节闹秧歌时，这首歌就在佳县县城唱红了。
1943年冬天，边区政府在佳县县城附近组织起一支移民队，到延安一带垦荒。移民队的副队长就是李增正，他根据政府宣传的移民好处编写了一支《移民歌》，首段就用了他三大（陕北方言，指“三叔父”）写的《东方红》。翌年春节过后，这支移民队在县城集中，李增正给移民们教唱《移民歌》时，歌声吸引了来此采风的延安鲁艺文艺工作者马可和刘炽等人，他们正累得疲惫不堪，倒在地上睡觉，忽然听见一阵嘹亮的歌声，一听是歌唱领袖的，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如获至宝地开始抄录。
马可等音乐家回到延安后，就把《东方红》介绍给了其他人，并请诗人公木和张松林填了第二段和第三段的词。李有源的原词，也就是《东方红》的第一段，他们只改了一个词：“生存”改成了“幸福”。因为在他们看来，领袖远远不止是要为人民“谋生存”，甚至可以说，生存——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在他们看来，远远不是主要的。主席领导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生存只是为确保这一理想实现必备的手段而已。
《东方红》由《麻油灯》到《白马调》，再到李有源的《东方红》和后来三段论的《东方红》，就是一个不断拔高、改造，不断政治化的过程。一首哀婉动人的民间小调消失了，一支伟岸庄严的颂曲诞生了。
（《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 狄马）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