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红卫兵

《文摘报》（ 2013年09月14日 05 版）

柯马凯(Michael Crook)，英国人，其父母均为英国共产党党员，抗战中来华，终身在中国工作。柯马凯1951年出生于北京，文革中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以下内容为柯马凯的口述。

外国人中的造反派

其实文化大革命在1964年就有点迹象了，到处都在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当时对毛泽东这一套都接受，而且很积极。由于他们很左，后来在北京的外国人，给我父母这一派人起了一个外号，叫“百分之三百”，就是中共号召什么，他们就三倍地拥护。

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的外国人主要是些专家，对文革的态度也分好几派，一派是反对，一派是旁观，还有一派是积极参与。

像马海德、路易·艾黎这些人，一开始就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他们好像就觉得，我们是老革命，文革受冲击了。还有一种是以爱德乐(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外籍专家)为代表的，对此也不感冒，认为文革是中国人的革命，咱们不要去掺和。还有一派是像我父母这样的，包括阳早(美国人，时任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译校)、李敦白(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美籍专家)等，又写大字报，又要参与造反，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了自己的事。

一批外国人还成立了一个老外的群众造反组织，叫“白求恩-延安”，我父母都是这个组织的。大人们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我们这些孩子们也不甘示弱，成立了一个“红星”战斗队，算是外国人的红卫兵组织吧。我们有时候要学习，有时候要讨论，还要做些宣传。后来，这种状态逐渐就变了，特别是有些人的爹妈被“无产阶级专政”抓起来之后，我们没人管，开始进入颓废时期。

“国际间谍”

1967年，我父母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派性闹得挺厉害，一派是北外红旗，另一派是北外造反团。他们之间的争端主要是对文革前十七年学校领导的评价。我父母都属于红旗那一派的。当时，这两派还发生了武斗，打死了一个老师。

1967年10月17日，我爸到北外东院去办事，被北外造反团抓了起来，说是“国际间谍”。他在那儿待了三五个月，后来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我跟我妈就开始去闹。1968年12月，北外造反团把我妈也给抓起来了。我们哥几个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发配到海淀农机厂。我在那儿干了两年，当钳工。后来给我们安排到北京首汽汽修一厂工作，不再说我们是“特务子女”了。

我妈被抓起来以后，我还是继续上访。当时我哪儿都找，公安部、外交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卫戍区，我都去了，大喊大叫的，闹得很厉害，但不管用。

我觉得我对中国已经失望了，想离开中国出去上大学。但外国人出境要办签证，他们不给我办出国签证。

周恩来赔礼道歉

我妈是1972年出来的，我爸是1973年1月27日出来的。我爸被关了五年零三个月。

当时秦城大概关了10多个老外吧，包括夏庇诺(新华社外籍专家)、戴乃迭(中国文学出版社的英籍老专家)、我爸等，都是同一批释放的。李敦白是唯一的例外，好像是晚一年多才出来的。

1973年3月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把这些释放出来的外国人，包括家属，都请去了。“四人帮”里头也去了几个人，江青也去了，可是他们都没说话。

那天是周总理宴请，他首先代表中国政府赔礼道歉。他说：冤枉你们了，你们是好人。可是总理当时还有一句话说：不过也有坏人，像李敦白。

周总理讲完话，然后就轮桌敬酒。走到我们哥几个面前说：我知道，你们想出国上大学。好啊，你们回去上大学，学完了还要回来嘛，这是你们第二故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