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天上海究竟有多热

    人在室内桌椅皆热

    “热度！”1934年7月第一天，《申报》上出现这一醒目的字眼，“热度”后巨大的感叹号成了当天《申报》第十二版上最夺人眼球的符号。根据报纸的描述，“日来酷热已突破六十年来同月纪录。”而当天的气温达到了102.7华氏度（39.3摄氏度）。

    到了7月12日，对于高温的报道占据了当天第十版最抢眼的位置，原因是在气温较7月1日有了略微的下降之后，7月11日又一举飙升至102.4华氏度（39.1摄氏度），而且比起1日更加闷热难耐。“气温应较1日为低，但热浪笼罩下，人在室内桌椅皆热，虽静坐者亦觉汗珠点滴不收，路上奔波者衫裤更为汗透，盖以暑气所蒸无处不热，故较1日热度更难忍受也。”而根据1934年7月13日的报道，7月12日，上海市的气温达到了104.4华氏度（40.2摄氏度），这一高温在当时也是徐家汇天文台设立60多年来，“前所未有”。 

    40摄氏度高温稍缓的第二天，沪上至少7人因高温而死。那年的7月和8月，当时报章形容为“灾象”。

    米价飞涨用水增加

    天热在经济中最直接反映在米价当中。报纸连篇累牍中，不时提到“大旱”“米价飞涨”。不仅上海、南京和东北，甚至远在万里之外的美洲和英国也都一片酷暑。

    酷暑、干旱之中，当时的上海政府方面，也不得不掏出钱物抗旱。政府和市民一起购买大批的戽水机，帮助农民灌溉农田。不少工厂也暂时关闭，停工避暑。特别是丝厂等女工居多、高温工作的工厂，不得不减半开工。不过劳动者的收入也随之减半，“闻其他各工厂因天热而减少工作时间者颇多。”上海郊区的嘉定，甚至一度人力车停止营业，“街上行人绝跡时疫猖獗”。 

    市民看电影游泳消暑

    1934年7月正值《渔光曲》上映，“自从在金城大戏院开映以来，差不多三星期了。虽近来天气热度超过一百华氏度以上，但因该片的号召力极大，对于卖座方面，毫无影响。”7月3日的报道描绘了《渔光曲》的票房盛况。其实，当时的电影院为了吸引观众，大多配有冷气，上海居民到电影院享受冷气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消暑方式，《渔光曲》的大卖也部分归功于当年特殊的高温酷暑。

    与此同时，不少游泳馆也对外开放，接纳市民。面对市民酷暑中的烦躁，报纸还专门开辟了“消夏特刊”定期刊出。在这些“消夏特刊”中，刊出的文章大多为乘凉心境、消暑方式，文章也多以描述清凉为主。对于当时的读者而言，大概也是起到了“望梅止渴”的功用。

    饮冰室吃冷饮最时髦

    在酷暑之下，当时的上海百姓吃些什么来解暑热？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周融融在其学年论文《上海20世纪20年代的饮冰室》中提出，去饮冰室吃冷饮，是当时上海中产阶层中比较时髦的消夏方式。 

    “暑耶？请饮冰，和各种卫生冷饮。饥耶？请进餐，佳美滋补而洁净。渴耶？请用茶，丰腴香甜且清润。”这是1927年某饮冰室的一则广告。 

    饮冰室主要面向上海的中产阶层，出售冰冻荷兰水、冰冻牛奶、果子露等冷饮，还经营各种冰淇淋，其中销量最高的是“美女牌”冰淇淋，口味除了水果味外，还有赤豆、绿豆、奶油、可可、双色等雪糕品种，甚至还有外涂巧克力糖衣的“紫雪糕”。

    （《东方早报》7.30 龙毅 陶宁宁 韩晓蓉 张少杰 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