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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中旬，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分社首席记者丁永宁从国内返回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老丁，你可回来了！”丁永宁正在新华社的小楼里倒时差，几名使馆工作人员急急上门探访。
“中国女篮来我们这里转机回国，因为机票不够，让她们搭乘咱们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回去。没想到，从专机上被赶了下来！”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使馆的人说起来仍掩不住气愤。“你能写个稿子，把这个事情报告中央吗？”
丁永宁感到，如实向中央反映这起严重脱离群众并在群众中引起公愤的事件，她责无旁贷。正是从她的这篇文章开始，中共中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专机的办法，开始了大力改革。
协调女篮坐专机
事情发生在1978年4月20日。当时，因罗马尼亚通往世界各地的航班较多，布加勒斯特便成为了中国代表团出访拉美、中东、非洲等地的中转站。
北京和布加勒斯特之间，每周有两趟民航班机，一趟由中国运营，一趟由罗马尼亚运营。为了给国家节省外汇，大家都首选中国民航的班机。因为一周只有一趟，飞机常常爆满。
这一天，民航办事处收到了中国民航总局的通知：一位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将结束在罗马尼亚的访问，于4月20日当晚乘坐专机回国。
当时在中国民航驻罗马尼亚办事处工作的李欣民回忆说，他当时想，这架专机能坐150人，而代表团成员也就一二十人，如果能安排一部分没有座位的旅客搭乘专机回国，既能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又能给国家节约外汇。
李欣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大使馆领导的赞同。政府代表团主要成员、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魏玉明也表示同意，但建议安排一个团体乘机，便于安全管理。
李欣民查看手头的乘客名单，发现正好有一个合适的团体——国家女子篮球队。女篮是一个20人的团体，她们是去拉美进行访问比赛的。李欣民找到女篮的领队，希望他们改搭专机回国，将预定的第二天的民航班机的票让给其他散客。对方表示服从安排。
女篮被赶下飞机
4月20日晚，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内举行告别宴会。与此同时，女篮的20人办妥了出境手续后上了专机，坐在机尾。此时，距离专机起飞仅半小时了。
就在这时，代表团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处长马炳信和外交部礼宾司处长邵明辉匆匆赶上飞机，要求女篮立刻下机。马炳信问道：“怎么回事？谁同意你们上飞机的？”
女篮众人面面相觑。李欣民慌忙解释，但对方坚持：“首长不同意这些人坐飞机，让他们赶紧下去！” 无奈之下，女篮全体下了专机。在当地滞留了一周，才搭乘下一班中国民航班机回了国。
“现在可以说了”
了解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后，丁永宁觉得，稿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副总理本人是否知晓此事？她判断，既然是临时变卦，极有可能是告别宴会期间做的决定。
于是，丁永宁找到了当晚宴会上的翻译，时任驻罗马尼亚使馆经参处一秘。一秘私下告诉丁永宁，当晚宴会刚结束，代表团成员向副总理汇报了此事，不过他并没有听到副总理是如何回应的。
确认了这一点后，丁永宁立刻下笔写稿。文章中，所有人都是真名实姓。其中写道：“代表团内部当晚在使馆就这件事作了研究，副总理在场听取了有关汇报。”丁永宁还写了此事的影响：“现在凡副总理、副委员长，甚至个别副总长出国均是专机。这里的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迫切希望中央领导重视这个问题，并迅速改革这个制度，使专机的使用范围尽量缩小到少数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她还引用了李欣民提供的一组数字：专机在布加勒斯特机场停留一周，要花费几十万美元，这还不包括飞机闲置带来的损失。
1978年6月，丁永宁将手写的稿件交外交部信使队带回国。
“一篇稿子通了天”
数日后，稿件到了新华社总社国际部内参组定稿人卫广益的办公桌上。卫广益看完后觉得，这篇稿子应该发，但范围要小，发“手抄件”。
内参报道是分层级的，有的可以发到司局级，有的到部级，有的仅供政治局常委阅读。卫广益认为，此稿应该限于最小的范围内。卫广益找来字写得好的编辑，手抄了两份清样。一份呈送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另一份报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
不久，外交部给卫广益打来电话，大赞：“一篇稿子通了天。”
卫广益回忆说，对方在电话中称：第一，中央领导要求这位副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作检讨。第二，决定以后国家领导人只有四个人可以坐专机，包括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第四位，卫广益不能确切回忆起。其他领导人出访应坐民航班机。
1980年5月，丁永宁稿件中提到的副总理再次率团来到布加勒斯特时，丁永宁也在欢迎的队伍里。她自我介绍说：“我是新华社的丁永宁。”副总理问：“你就是丁永宁？我以为是个男的呢。”
丁永宁几次用“淡淡地”来形容副总理的语气：“我也笑一笑，谁都没觉得尴尬。事情已经过去了，解决了就好。”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3期 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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