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啸知道，在别人眼中，他就是那个所谓的“既得利益者”，那却是他一直想逃避的角色。他常常会想，“如果父亲不能为我铺垫前程，对我是幸还是不幸？”
一年前的9月27日，30岁的马啸兜里揣着一张晚上11点多的火车票，这一天，他要离开漂了4年的北京。他将放弃北京辛苦的奋斗，迎来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的“体制内的幸福”。那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生活，可马啸一直都不喜欢。
父亲铺好的路
马啸1981年10月出生，父母均在山西一地级市政法系统工作，父亲身居高位。
初中毕业时，马啸第一次见识了父亲权力的力量。那年中考，马啸的成绩距离省属示范高中的分数线相差一百多分。马啸着急了，老马却不动声色。离开学还有一周，马啸没想到，一所省属示范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突然寄到家里。
马啸后来才知道，在中考进入录取阶段一周后，老马就已经帮儿子拿到了示范高中的校长批条。那所重点高中赞助费明码标价是两万元，可光有钱上不了，马啸渐渐认识到老马的“能量”。
高考后，马啸给自己预估了一个不高也不低的分数，他在填报志愿书里，找出了所有二本和专科的播音主持专业。老马看过儿子填写的草表，“第一志愿，我帮你选好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老马甩下自己的决定离开了马啸的房间。一个有编制的事业单位，对青春期的马啸来说算不上什么，在体制内厮混几十年的老马却特别看重。
高考录取刚刚开始，马啸就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录取学校是一所警官高等专科学校。这让他感觉“被送进了监狱”。
争取自由
“每一天，我都在酝酿着叛逃。”马啸这样回忆自己的大学时光。
马啸的宿舍住着一位“诗人”，他是另一个地级市领导的孩子。“诗人”本想读中文，马啸本想学主持，他们很快成为了兄弟。
临近毕业，老马就帮儿子安排好了工作，回到市里法院的执法队或者公安局。那年直到六月底，马啸还没有回家，老马急了，一天数个电话追问儿子什么时候回来，马啸不得不说实话了，他在电话里告诉了老马不回家工作的决定，老马大怒。
马啸和“诗人”一起留在太原，买回考试指导用书。两年半之后，他顺利地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拿到文凭，马啸开始和“诗人”一起计划未来。去北京，是他们的第一选择。这个决定让老马十分窝火，他要马啸答应他一个条件：可以在北京发展五年，好坏全靠自己；这期间，家里不会再给马啸任何资助；五年之后，如果马啸的户口、编制、住房没有得到解决，就要接受父亲的安排，回家工作。
马啸答应了，五年啊，他相信自己会拥有一切。
北漂生涯
2006年2月3日，大年初六，马啸站在了北京西站北广场上。他投奔了已经在北京工作的“诗人”，两人在阜石路玉海园小区租了一套两居室，房租每月1600元。“诗人”没有做诗人，成为了北京一家图书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马啸初去时，这家公司正需要人，因为有熟人介绍，马啸面试很快就通过了。
初来乍到的马啸尚未在北京建立起广阔的人际关系，除了“诗人”，他几乎没有朋友。警官学校的同学大多都回到地方政法系统。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只有每月1800元的基本工资，业务提成约为零。
日子在维持中向前，播音的梦渐行渐远。来北京的第三年，随着人脉的积累，马啸开始独立做图书策划，经手的几本图书也有了不错的销量。马啸开始向老马报喜，但老马对儿子这份与公务员相差甚远的工作却完全不看好。
2010年，马啸来北京的第四年，由于业绩良好，他获得了一次升职做主管的机会。马啸踌躇满志，他提前把好消息告诉了老马。但没想到的是，在最后时刻，他失败了，“职位最后给了副社长推荐的人，是上边的关系”。
留京还是回乡
升职事件后，马啸的事业开始停滞不前。虽然，那一年马啸的工资多时能有一万左右，少时也有五六千元，但北京的繁华地带房价却已突破三万大关，租住的玉海园小区也在不断涨价，两居室每月已经涨到了3200元。
没房、没车、没编制……2011年，老马下了最后通牒，“赶紧回家，法院系统的招考要开始了”。是坚持，还是回家？马啸一直拖着，直到考试的前三天，他才回家。那场考试，马啸顺利达线了。五人进入复试，只招收一人，老马的关系让马啸成了那个幸运的“分子”。这一次，他扮演的角色和“副社长推荐的人”，一模一样。
现在，每天早上8点，马啸就要赶到法院。虽然比北京的工作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可这里的工作要轻松很多。马啸一起共事的三个同事，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面前都摆放着一杯茶水、一份报纸。在这里，马啸一天也开口说不了几句话，翻翻卷宗、写写文件，时间就悄无声息地溜走了，“回来半年多，我知道自己老了”。
（《中国周刊》2012年第11期 徐一龙)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