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冈山人,1916至1947年一直居住在中国,主要经营内山书店。内山完造是鲁迅的挚友,日前,他的文集《我的朋友鲁迅》面世。本文摘其一二,以飨读者。
母亲的媳妇
那时听说先生是偕妻子来到上海的,而他的妻子就是他的秘书许女士,可就在不久前还听闻先生尚未结婚。他们相识于五四运动之时,当时先生在北平女子师范学校当讲师,就在运动掀起一股热潮的时候,许女士站在了众多女学生的前面,挥舞着旗帜,英姿飒爽。
先生来到我家,头一句便说:“老板,我结婚了哦。”
我便问:“怎么会?”
“是和许结的婚,虽然我本无结婚的打算,但大家都撮合我们,最后我也就随了他们的意。”
“对象不是在北平吗?”
“哦,那是我母亲的媳妇,可不是我的媳妇呢。”先生爽快地答道。
原来中国式的婚姻中男女双方大多未曾谋过面,所以对于男方来说,更多的像是母亲在娶媳妇而并非自己娶媳妇。难怪那位所谓的“母亲的媳妇”一次都没来看望过远在上海的丈夫。
在家族制度改革方面,鲁迅先生写了中国白话文运动最早的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部小说旨在唤起家族制度的革命,我想他怀揣的这种思想在他那不经意的言语中也有所体现吧。
不同意撤销逮捕令
蒋介石是浙江人,鲁迅先生也是浙江人,但这不能阻挡两位同乡立场上的对立。先生从广东来到上海不久,当局就发放了逮捕令。那时我不无担忧地说:“逮捕令都出来了,这下可危险了。”可他却毫不在意地说:“没事的,发逮捕令也就是想让我老实安静点儿罢了,如果真想逮捕我的话,应该是一言不发直接过来解决掉我。”
先生卧病在床的时候,托我找他时任南京宪兵队长的一名学生来见他。学生没说上几句话就回去了。不久后先生收到从南京来的一封信,信中言辞恳切委婉,大意如下:
老师现在卧病在床,而针对老师的逮捕令已发出十年,至今未撤,作为您的学生,一直想撤销对您的逮捕令,可是如果我现在自行撤销的话,只怕日后您会有所不满,所以特询问您的意思。
那天,鲁迅先生又到我家,说道:“老板,今天我可遇上了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哦。上次从南京来看我的那家伙居然给我来了封信,说是想要撤销对我的逮捕令呢。我可不同意,所以这就来给那家伙回信了。”
“好不容易撤销了,那不是很好吗?”我问他。
他回答说:“我的日子也不长了,突然撤销跟了我十年的逮捕令会让我感到寂寞冷清的。”
文学家之魂
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人,他总是毫不掩饰地加以揭露和批判。我在《活中国的姿态》这本书中写到中国的优点,先生却批评道:“老板,这可不行啊。过度的夸奖会让孩子们得意忘形的。书总要起点教育作用,所以还是得从头到尾地多加批评才是。”
但是,先生并不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实际上他真的在担心着中国的命运,记得他临终前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未来如同阿拉伯沙漠,国内由于战争在不断地沙漠化,而国外又在不断地加速扩大沙漠化,两个方向都在不断地沙漠化。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中国的四万万民众将被逼到饥饿的战线上,到这时,就不仅仅是中国的不幸了,而是中国全体国民的不幸了。”
这番话也表明了他的意思,即中国必须得改变当下的行进方式,这也是对中国的一个全面清晰的剖析。
理所当然的事
中国人对比自己生活水平低的人,总是毫无理由地认为应该帮一把。如果不这样做,他就会心里不安。
有人给鲁迅先生寄来了一百块稿费。正好赶上先生来我店里,我就把稿费的事情对他说了。先生听后对我说道:“那今天就把那一百块钱给我吧,正好我有点儿用。”我听后马上把钱给他了。
我俩刚闲聊了一会儿,有个女人过来找先生。先生就把我刚给他的一百块钱给了那个女人。要知道,在鲁迅先生的生活里,一百块钱绝不是一笔小数目。我忍不住问先生:“发生什么事情了?”先生说道:“那个女人的丈夫,前段时间被关进苏州监狱了。几天前从监狱方面传来消息,说是只要带三百块钱过去就把人给放了。她自己和朋友只拿得出两百块钱,所以让我借一百块钱给她。”
先生对我说:“那个女人和她丈夫都是我在北平时候的学生。我也知道她是被人骗了,中国监狱的那些狱警很多都不是好东西,编编谎话欺骗这些可怜人的不在少数。但是这会儿我不能告诉她这些。她拿钱走的时候应该心里充满了希望吧。”
我一时还真的体会不到先生说的这些,不过要是换了我,我是绝对不会拿钱出来的,而且我会明明白白告诉那个女人她被骗了,劝她别去。
听了我的想法,先生说道:“如果你是那个女人,而我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劝你不要去,你肯定会迫于无奈答应下来,但是心里边一定很绝望吧?”
先生的话让我脸红起来。紧接着他又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是不应该拒绝的。这种时候,如果你手上有,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都要借给她。这是一种习惯。”
(《我的朋友鲁迅》内山完造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