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针对延安的“潜伏”、渗透活动相当活跃。为防范特务的破坏,中共成立了中央社会部来指挥隐蔽战线的工作。当时社会部的保卫处侦察科长布鲁,曾被毛泽东称赞是延安的“福尔摩斯”。
捣毁敌特情报网
布鲁是陈泊的化名(布鲁是马来语“螺丝钉”的译音),原名卢茂焕,1909年出生于广东省乐会县(今海南琼海),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广东海南和东南亚一带从事地下斗争,1932年在新加坡铲除叛徒的行动中,因自制的炸弹突然爆炸不幸被炸掉左手。1937年,陈泊到延安负责中央及地方治安保卫工作。
1942年年初,庆阳县的保卫科捉到一名从国统区过来的可疑人员,此人名叫祁三益,是国民党“汉中军统特务训练班”的教员,陈泊从他口中了解到,“汉中特务培训班”是戴笠针对延安设立的,毕业的学员大多以进步青年的身份渗入延安边区,由于学员多以代号相称,连教员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具体去向。
陈泊先让祁三益在庆阳城内寻找是否有认识的特训班学员,祁三益果然认出了两名乔装“知识青年”的特务。陈泊单独审讯,两人交代的内容基本与祁三益所讲一致。
陈泊当机立断把祁三益带到延安。“五一”劳动节这天,延安的各单位团体举行庆祝大会。陈泊等人以工作人员的身份,故意拖慢人群的入场速度,让躲在一旁的祁三益不动声色地辨认。入场结束后,祁三益共指认出了24人。庆祝大会一结束,陈泊立即布置捉捕、连夜突审,又获悉了特务们几处隐藏地点。几天内,保安处共抓获了潜伏在延安和边区其他县的军统特务共56人,一举捣毁了戴笠精心布局的特务情报网。
该案破获后轰动延安,毛泽东听闻后赞叹道:“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今后要多调几个像布鲁这样的人来加强延安的保卫工作。”
国民党特务的多次潜伏失败,士气大受打击。几年后,戴笠曾在西安一次军统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感叹道:“军统近几年来曾派遣400多名工作人员渗透到陕甘宁边区,然被中共发现、逮捕或失踪的就达90%。”
粉碎“刺杀毛泽东”阴谋
1943年6月,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抵达延安,被安排在中央军委招待所,准备几天后接受毛泽东的召见。
陈泊查阅中央领导的活动安排表时发现,田守尧的材料上说他是经渤海、冀东、平西到达晋西北后独自一人进入边区的,且其自称中共华中局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陈泊感觉有些蹊跷,细心的他发电报询问晋西北八路军的两个兵站了解情况,然得到的回电令陈泊大吃一惊:5月下旬,新四军旅长田守尧并没有路过晋西北一带。
由于近期富县、吴旗县连续发现了几起国民党特务企图潜入延安的案例,陈泊警觉地意识到这位“田旅长”身份很可疑。
经过两天两夜的调查,陈泊了解到,真正的田守尧本是从山东出海绕赴延安,不料船行至渤海连云港时突遭巡逻日军的袭击,船上人员都不幸牺牲,而当时因交通和情报条件所限,延安尚未得到田守尧牺牲的消息。陈泊随即逮捕了这位假冒的田旅长,经审查得知:对方竟然是国民党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高级特务。
原来,国民党军统特务获悉被袭船上的八路军旅长田守尧牺牲后,就利用消息闭塞,精心策划了潜入延安的计划。
令人痛惜的结局
广州解放初,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潜伏在城内各地,与当地的匪徒勾结作乱,新生的广州治安工作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应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的要求,陈泊从南昌调到广州,担任广州市第一任公安局长。
在副局长陈坤等人协助下,陈泊组织了3支临时的武装便衣队,每个队员配备以短枪,专门从事侦破隐蔽的武装匪特。为了尽快侦破敌特,便衣队利用了当地一些三教九流分子,将他们编成“特别工作队”,通过他们提供的情报,破获了多起匪特案件:及时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办公大楼的阴谋;配合地下党组织顺利策反了白崇禧部的“桂山号”、“桂海号”两艘军舰;通过“利用人员”提供的线索,从澳门特务站站长郑某家,取得了一批军统机要文件,一举将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国防部二厅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扫清,广州治安明显趋于好转。
叶剑英曾对此评价道:“广州接管初期,治安迅速平定,是和陈泊的名字分不开的。”
令人痛惜的是,随后不久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二陈事件”。1951年初,陈泊、陈坤为隐蔽侦查匪特而短暂设立的“特别工作队”,被认为是“中统特务集团”,1952年陈泊、陈坤被指“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严重违法乱纪”,含冤入狱。以二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公安系统第一大冤案。其间,陈坤不幸于1952年在狱中病逝,陈泊也于1972年2月因病去世。
1980年12月,公安部经过复查,为“二陈”平反、恢复名誉。1982年5月,公安部在八宝山举行陈泊、陈坤追悼大会,时任公安部部长赵苍璧亲自致悼词,“二陈”冤案得到平反。
(《广州日报》7.21张映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