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在广州

    韩国人在北京望京、日本人在上海古北、中东人在浙江义乌、非洲人在广州小北路……

    素有“中国最包容城市”之称的广州,如何面对这个全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居区？那些在中国淘金的非洲人,他们的梦想与困惑又是什么？

    “巧克力城”

    6月28日凌晨,欧洲杯半决赛开赛前夜,广州市越秀区宝汉直街一家非洲餐吧里,坐满了非洲人。

    午夜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刻。煎鱼、薯条、青岛啤酒,一屋子人说说笑笑,随着节奏强劲的音乐扭摆着身体。

    “在我们国家,现在才下午4点钟,你让我们现在去睡觉,根本睡不着。”一名非洲年轻人给记者看他手机上的时间,此时正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记者注意到,在这个俗称“巧克力城”的非洲人在广州的主要聚居地,街上的巡逻民警并不比其他地方多多少,只是街头的治安岗亭密度要大得多。沿街商店和地摊汇集了各式各样的商品,从服装鞋帽到日常百货,再到煮玉米花生这些街边小吃。

    上世纪90年代末,第一批非洲人来到广州,将廉价的中国商品运往非洲销售。之后,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涌入广州,形成了全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居区。目前在广州的非洲人主要聚居在越秀区小北、矿泉街道、下塘西以及白云区三元里一带。他们多数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加纳、肯尼亚、喀麦隆等国家。其中尼日利亚人最多,其次是肯尼亚人和加纳人。

    据2010年官方统计,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

    李志刚是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副教授,从2006年开始,他对居住在广州的非洲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跟踪调查。

    李志刚交了些非洲朋友,大家互相往来,经常吃饭。其中一个加纳朋友,做生意时碰到了法律纠纷,李志刚帮他翻译资料,帮着找律师。但也有一些非洲人,在认识几天后就突然找个借口让李志刚往他卡上打几百块钱。

    李志刚发现，一些在广州居住了十年之久的非洲人,虽然已经有了稳定的生活,却很难交到中国朋友,也很少与本地人打交道,在广州去过的地方很少,仅仅局限于一些酒店等,平时的体育和娱乐活动特别少。

    冲 突

    2009年7月,一名尼日利亚人在试图躲避广州警方查证过程中,不慎坠楼身亡。这一事件引发数百名非洲人围堵广园西路矿泉派出所,与警方对峙。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首起外籍人士发动的群体性事件。

    2012年6月18日,一名尼日利亚男子乘搭电动车时与车主因车费纠纷发生打斗,被警方带回派出所调查时突然昏迷,经抢救无效死亡。次日下午,大批非洲人围堵马路示威。

    李志刚说,越秀区出了这两起非洲人群聚事件后,一些非洲朋友很委屈。他们告诉李志刚,绝大多数非洲人都是很好的,希望能够跟本地人好好相处。

    “他们这么穷,还这么嚣张。”宝汉直街一家服装店的店员说,本地居民习惯把生活在这里的非洲人称作“鬼佬”,很多居民不喜欢他们,除了体味和香水味较大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本地人完全不一样。这些非洲人都是白天睡觉、晚上活动,每当半夜本地人睡得正香时,非洲人会喝酒聊天、放音乐、吵架。在宝汉直街,有钱的本地人都搬到环境更好的小区了。

    宝汉直街周围多是老旧的居民楼,楼挨着楼,狭窄的楼梯仅容一人通过,房间面积小,闷热潮湿。一个单间租金只有300元,带空调、冰箱、家具的一室一厅租金要一千多元,两室一厅的租金在二千多元。很多非洲人都在这里租房子住。居民楼的阳台上挂满了非洲女人穿的连衣裙。

    在广州,非洲乘客也不受出租车司机欢迎,非洲人被拒载的几率相当大。

    但在宝汉直街一家旅店的服务员老王看来,他接触过的非洲人都很不错,有礼貌,就算不认识,也会友好地跟人打招呼,“还会给你从几块到一百块不等的小费。”

    融合

    在广州，合法的身份对非洲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据暨南大学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蕾了解,在广州非法居留的非洲人如今数量越来越少,他们一般都是居住得比较拥挤,生活状态很隐蔽,经常会多人共用一本护照,以应付检查。

    虽然现在很多广州人仍然习惯称非洲人为“鬼佬”,但非洲人逐渐融入广州人的生活这一趋势不可阻挡。在迦南外贸服装城,就能感受到这样强烈的“融合”气息。

    这是一个以非洲人为主要客户群体的大型批发商城,迷宫一样的通道,狭窄的走廊,一家家紧挨的小店铺,非洲面孔的塑料模特。在这里,无论是牛仔裤、连衣裙,还是童装、鞋类,很多款式都已过时,但在非洲却极其受欢迎。“非洲没有什么工厂,人们对名牌也不在乎,只要好看、耐穿就行。”一位正在挑选东莞产牛仔裤的尼日利亚商人说。

    记者在迦南外贸服装城内转了一圈,服装城内几乎是清一色的非洲客,不时有非洲人提着几个巨大的黑色塑料袋与记者擦身而过,他们像极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在俄罗斯的“中国倒爷”。

    一家鞋店内堆满了各式鞋子,价格从每双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店主王女士告诉记者,店里的主顾,非洲人占七成,中国人占三成。非洲顾客支撑着这里的大部分生意,他们订下商品、交完订金就会来拿,从来不会签什么合同。

    王女士说,订金一般为几百元钱,绝大多数非洲人订下多少商品就会来拿,但是他们的时间观念很差,说好了两天后来取货,可能得等四五天。打电话问他们怎么还不来时,电话那头会笑着说,现在有一点事,一会儿就去取。这个“一会儿”,可能又得一两天。

    一些经常和非洲人打交道的广州市民告诉记者,如果一个非洲人给你时间上的承诺,千万不要太认真,因为他们不会守时。

    李志刚分析说,“不守时”在非洲根深蒂固。非洲道路交通条件差、警察检查频繁、经济水平落后,误点也就成了家常便饭,索马里谚语“慢的攀登者不会掉下来”和尼日利亚谚语“拖延不碍事,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好”道出了非洲人的时间观念。

    在王女士眼里,这些非洲人跟那些来自外省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非洲人在这边也没什么啦,大家都有钱赚就好啦,非洲人如果想融进我们的生活,慢慢来就好。”

    “广州，可爱，又残酷”

    Nunu,28岁,来自西非的布基纳法索。在维基百科上,这个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部的国家是全球识字率最低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Nunu从事轮胎生意,一口流利的英语,却不会汉语。

    Nunu来广州半年了,他喜欢这里价格低廉却又足够丰富的商品,还有随处可见的公园、绿地。在非洲,就是因为那些无处不在的“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刺激了他对中国的向往。

    “广州,可爱,又残酷。”Nunu说,这里商机很多,如果你有很多钱,你就会过得很舒服；如果生意不好,没赚到多少钱,日子就会过得非常困难。

    除了电话费、房费、打车费、饭钱等开支,平均下来Nunu每天能净赚300元。他和哥哥在广州下塘西路一个小区里租了一套两室一厅,月租2500元。他很喜欢这个房子,卧室里有一张实木大床,浴室里还能洗桑拿。

    对于混在广州的非洲人来说,Nunu的收入并不低,已经算是圈子里的成功人士了。但Nunu像其他非洲人一样,钱赚得快,花得也快。每当有非洲的朋友来广州找Nunu,Nunu会包下他们在广州的全部开销,还要陪他们买手机、电脑。上个月来看他的朋友让Nunu花掉一万元人民币,在广州半年,Nunu已经接待了好几位这样的朋友。

    Nunu有一个中国女朋友,他们是在宝汉直街上一见钟情的,是女孩先问的他,“你来自哪里？”Nunu的女朋友在佛山工作,时常过来看他。Nunu很想和中国女朋友结婚,却有些犹豫,因为自己和女朋友生下的小孩不能取得中国国籍。

    只要在广州呆满三个月,Nunu就得去香港续签一次签证,这在Nunu看来既麻烦又浪费钱,他自己不清楚为什么需要这样。

    Nunu渴望融入这个城市,想在广州长久地生活下去,他相信,中国是机会最多的地方,但对于他来说,待在中国的最大障碍,还是身份问题。

    (《齐鲁晚报》7.16 郑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