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现代诗歌史上产生过广泛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写了大量新诗,但真正的好诗却极为有限。
1958年,为宣传“百花齐放”的方针,郭沫若用了10天时间,选择100种花为题目,写了101首的诗集《百花齐放》。此诗集在诗的结构上,表现为“形象描述——政治概念”的公式,即从对花的形态、肌理特征的描述,上升为对政治命题的说明。
例如,由水仙花的“只凭一勺水,几粒石子过活”,而联系起“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口号,说这是“活得省,活得好,活得多”的“促进派”。
当时,诗集获得过高度的评价。但值得关注的是,郭沫若在1959年致陈明远的两封信中,对此曾作过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尽管《百花齐放》发表后博得一片溢美之誉,但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
这是郭老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羊城晚报》12.21 宁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