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道门坎在哪里?经典文本的翻译。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就有这样一批人跨过这道门坎为全党输送着精神食粮,他们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者。
毛泽东说:“学个唐三藏,功德无量啊!”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早在党成立初期,就翻译出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资本论》等名篇。
抗战爆发后,为了迎接新的革命任务,党中央更加重视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全党。1938年成立了延安马列学院,下设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部,这就是今天中共中央编译局前身。王实味、王学文、艾思奇、何思敬等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和理论家集中在那里,开始有组织成规模地翻译经典著作。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何锡麟是第一个被调入的英文翻译。
回忆起在那里的8年时光,97岁的老人何锡麟仍历历在目:“当时缺乏参考资料,只有一本英汉大辞典。我们参加了《资本论》学习小组,整整学了一年,对我的翻译帮助很大。”
“毛主席对你们的翻译怎么评价?”
“学个唐三藏,功德无量啊!”
新中国成立前,马列著作的中译本已经达到了530种,这里面饱含着经典编译战线早期奠基者们的鲜血和生命、信仰和毅力。
用集体智慧编译三大全集
195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进入了全新时代。
“马列主义大部头著作的翻译决非个别人或极少数人关起门来单独地、孤立地完成的,姜椿芳同志不为名利,把自己全部精力用于马列著作的集体编译事业中。”这是中央编译局首任局长师哲回忆副局长姜椿芳的一段话,其实这也是对编译局成立后一批长期为经典编译事业殚精竭虑、无私奉献的编译者的真实写照。师哲、陈昌浩、姜椿芳、张仲实,正是在老一辈翻译家的带领下,中央编译局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三大全集是马列主义诞生后首次在中国出版的比较完整的中文译本。
1959年10月1日前,《列宁全集》一版38卷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全部译完出齐。但由于这个译本完全是按照苏联斯大林时代的俄文第四版翻译的,有严重缺陷。于是从1975年起,编译局开始筹划重新编译《列宁全集》。
1990年,《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全部出齐,比《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卷次和收文还要多,成为我国自行编辑的、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各种列宁著作版本中收载文献最丰富的版本,这标志着我国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达到了一个世界的高度。
代圣人立言,笔重千钧
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译出版胜利完成,中央领导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而这一成果的取得是新时期编译局讲求团队合作、善于以老带新的又一次集体智慧的结晶。
顾锦屛,又一位至今坚守在岗位上的老人。“顾老师天天来,你可以随时来请教他。”年轻人们说:“他经常告诫我们,代圣人立言,笔重千钧。”记者让全国先进工作者、参加十卷本文集编辑和译文审定工作的柴方国谈谈自己的事迹,他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们倒是应该反映一下我们现在人才培养存在的困难。”同事们则说:“他天天晚上都在办公室工作,周六日都来。”
“让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原原本本地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恩格斯的这一教导是编译局一代代编译群体永远的职守。
截至2011年,中央编译局共有138名长期从事经典著作编译和中央文献翻译的专家学者获得了全国“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成为中国翻译界最大的资深翻译家群体。
(《光明日报》6.26 薄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