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人　一辈子　一件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道门坎在哪里？经典文本的翻译。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就有这样一批人跨过这道门坎为全党输送着精神食粮，他们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者。

    毛泽东说：“学个唐三藏，功德无量啊！”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早在党成立初期，就翻译出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资本论》等名篇。

    抗战爆发后，为了迎接新的革命任务，党中央更加重视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全党。1938年成立了延安马列学院，下设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部，这就是今天中共中央编译局前身。王实味、王学文、艾思奇、何思敬等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和理论家集中在那里，开始有组织成规模地翻译经典著作。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何锡麟是第一个被调入的英文翻译。

    回忆起在那里的8年时光，97岁的老人何锡麟仍历历在目：“当时缺乏参考资料，只有一本英汉大辞典。我们参加了《资本论》学习小组，整整学了一年，对我的翻译帮助很大。”

    “毛主席对你们的翻译怎么评价？”

    “学个唐三藏，功德无量啊！”

    新中国成立前，马列著作的中译本已经达到了530种，这里面饱含着经典编译战线早期奠基者们的鲜血和生命、信仰和毅力。

    用集体智慧编译三大全集

    195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进入了全新时代。

    “马列主义大部头著作的翻译决非个别人或极少数人关起门来单独地、孤立地完成的，姜椿芳同志不为名利，把自己全部精力用于马列著作的集体编译事业中。”这是中央编译局首任局长师哲回忆副局长姜椿芳的一段话，其实这也是对编译局成立后一批长期为经典编译事业殚精竭虑、无私奉献的编译者的真实写照。师哲、陈昌浩、姜椿芳、张仲实，正是在老一辈翻译家的带领下，中央编译局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三大全集是马列主义诞生后首次在中国出版的比较完整的中文译本。

    1959年10月1日前，《列宁全集》一版38卷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全部译完出齐。但由于这个译本完全是按照苏联斯大林时代的俄文第四版翻译的，有严重缺陷。于是从1975年起，编译局开始筹划重新编译《列宁全集》。

    1990年，《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全部出齐，比《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卷次和收文还要多，成为我国自行编辑的、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各种列宁著作版本中收载文献最丰富的版本，这标志着我国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达到了一个世界的高度。

    代圣人立言，笔重千钧

    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译出版胜利完成，中央领导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而这一成果的取得是新时期编译局讲求团队合作、善于以老带新的又一次集体智慧的结晶。

    顾锦屛，又一位至今坚守在岗位上的老人。“顾老师天天来，你可以随时来请教他。”年轻人们说：“他经常告诫我们，代圣人立言，笔重千钧。”记者让全国先进工作者、参加十卷本文集编辑和译文审定工作的柴方国谈谈自己的事迹，他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们倒是应该反映一下我们现在人才培养存在的困难。”同事们则说：“他天天晚上都在办公室工作，周六日都来。”

    “让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原原本本地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恩格斯的这一教导是编译局一代代编译群体永远的职守。

    截至2011年，中央编译局共有138名长期从事经典著作编译和中央文献翻译的专家学者获得了全国“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成为中国翻译界最大的资深翻译家群体。

    （《光明日报》6.26 薄洁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