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党史》突破了什么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经十六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于今年1月11日正式出版。阅读该书，我们可以发现，对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叙述、臧否正悄然发生着或大或小的改变。

    相较于过去的党史著作有过于强调新中国独立自主而忽略了外部因素的倾向，《党史第二卷》重视苏联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对中国建设、外交的重大影响。

    例如，在贷款问题上，对二十年前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说法提出了更正：“关于贷款问题。根据毛泽东多借不如少借为好的想法，中方提出贷款三亿美元，拟三年内还清。”由苏方不愿给予更正为中方不想多借。在中共中央制定“一五计划”时，原本将重工业比例初步定为20%，而在斯大林的坚持下调整为14%。从中就可看出，苏联在新中国建国之初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党史第二卷》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有所突破。在《七十年》中，对华国锋的涉及极少，唯一的功绩就是其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功劳，总体来说贬多于褒。而《党史第二卷》认为，华国锋虽对“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执行负有责任，但他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并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在华国锋主持工作期间，平反冤假错案的实际工作已经开始，不过阻力较大，因此局部的平反冤假错案被集中在了一个“狭小的范围”。

    与《七十年》相比，几乎在所有新中国的重大事件、问题的评述上，《党史第二卷》都没有大的改变，两者都严格恪守了“以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论述为依据”的原则。不仅如此，《党史第二卷》对《决议》的结论予以坚持，顶住了从《决议》倒退的压力。比如，近些年来，有些人认为“文革”的发动是正确的，甚至要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本书重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观点，亦有深意。

    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评价与建构，必然会被不同的人带入自己纷扰的情感。这对本书编者而言实在是如履薄冰。因而，在一些细节方面的改动，很可能也潜藏着修著党史者的苦心。

    （《东方早报》5．22 徐进）